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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變吹捧，是對文學批評家的批評
文 | 耿占春
來源：文脈香（微信公眾號）
從八十年代初首次發表詩歌評論，不知不覺已經過去了四十年。雖然中間有職業上的變動，也有不同時期寫作上的階段性興趣，但一直保留了對現代詩的閱讀，我把讀詩視為個人思想靈感的源泉，激活感受力與理解力的途徑，讓語言處在某種開端狀態和語義生成狀態的方法，換言之，也是防止語義固化和語言腐敗的方式。
在我們的傳統中，詩屬于六經之一，而這里有一個深刻的區別，其它經書如禮樂屬于一個時期社會性的規范性知識，而唯有詩屬于非規范性的描述性知識，也就是說，它描述經驗、思想、感受，而不是企圖規約它們，詩讓我們保持思想、感知和語言的活力。故而有十八世紀的思想家章學誠所說，自漢以后，對后世著述家影響越來越深遠的是詩，而非其它制度性的知識體系。
在此意義上，詩不應僅被理解為與小說、散文、評論區分開來的一種文體，而且越來越邊緣化的文體，夫子的教誨仍然具有當代意義：不學詩無以言。在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發生過從詩歌轉向思想的時刻，這種轉換在每個有抱負的時期都可能再次發生。因此，詩歌不只是詩歌批評家的專業，而理應成為當代人文思想的一種共享資源。
批評和寫作寫詩之間應該也沒有那么大的矛盾，像我們的前輩詩人里邊有不少的詩人從事學術研究和文學批評，比如聞一多，作為一個學者，他同樣能夠寫出很好的詩歌，這二者的協調是可能的，當然我力爭能做的更好一些，能夠有他們這些詩人、批評家的優良傳統。
通常我們希望作家，詩人關注社會現實，關注歷史，但實際上，我們經常會在這種倡導下，又恰恰躲開了。因為這個時代的詩人和作家，肯定是要在自己時代的經驗中去思考、表達，所以，可能這個問題，仍然還是關注如何處理文學與現實之間的這種關系。
如今大部分文學批評家，沒了批評，只剩吹捧，這個現象是存在的，批評家所寫的文章，對作品的肯定有些是多余的，當然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的社會時代人際環境的因素。另一種，就是批評家力圖向讀者推薦比較好的作品，而有一些可能比較差的東西，他就不一定去寫評論，所以就給人的感覺，可能是批評家所從事的工作，贊揚贊賞多于批評。
其實，這也是給批評家的一個批評，就是批評家還是要更多通過對作品的闡釋，對作品的問題提出相應的一個批評性的判斷，不能把批評變成一種現在大家都不滿意的這種狀況。
作為一個批評家，肯定首先是一個很好的讀者，當然這個閱讀，它既包含了對文學作品、藝術的解讀闡釋能力，也包含著對這個文學文本和社會歷史語境之間關系的解讀和闡釋。
我其實更關注文學的一些功能，比如：語言、敘事、修辭。因為這不僅具有文學的意義，在很多領域都是很重要，比如敘事，在新聞調查、司法調查等很多領域都是需要的。
之所以考慮語言、修辭、敘事這樣的問題，是為了觀察這些文學性的要素，在這個社會生活中的一種運用和擴展，由此，也可以觀察給語言、修辭、敘事帶來變化的外部環境。
比如打個比方，就像現代小說的多人稱敘述，多角度敘述，而不是一個全知全能的敘述人，這種重大變化，我覺得更多來自于社會生活中的敘事變化，比如說司法調查，或者說新聞調查都會不只有一個敘述人和一個角度的敘述。一定是多元的話語，多角度的敘述，多人稱的敘述，因為每個人都是某個事件的不完整的見證人，不完整的敘述者，所以他采用了更多人稱的敘述。
所以，我會關注語言、敘事、修辭和社會生活之間的關系。
作者簡介：耿占春，河南大學特聘教授，北京大學新詩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魯迅文學獎評委。從80年代以來就主要從事詩學、敘事學研究和文學批評，主要著作有《隱喻》《觀察者的幻象》《敘事美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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