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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長的中國古代歷史中，四川這一方天府之國好像總是“格格不入”，不與其他地方溝通也能把自己的小日子過得有聲有色。劉備曾把這里當作自己的根據地，荊楚曾依賴四川出產的食鹽，而四川，其繁榮也離不開歷史上的兩次“湖廣填四川”。
一、元末明初的“湖廣填四川”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湖廣填四川”或許僅僅是發生在明末清初。但事實上 ，早在元末明初，四川就已經迎來了第一波湖廣大移民。
元代末年，由于政治的黑暗，各地農民起義屢見不鮮，成為誘使社會變革的一大因素。而這其中有一支發端于湖北的起義隊伍“紅巾軍”。在紅巾軍出現后，湖廣地區的部分民眾就為避亂而主動前往四川。元至正十七年（1357），在核心人物明玉珍的帶領下，龐大的紅巾軍隊伍也通過巫峽進入四川，后以重慶為中心建立“大夏政權”。
雖然明玉珍號稱自己只率領了二十萬將士，但將士們的家屬也多有跟隨。故而這支入川隊伍的總數約在四十萬左右。在大夏被滅后 ，這四十萬人基本上都留居四川，構成了元末四川的主要人口（雖然四十萬這一絕對數量不算大，但確實是那時構成四川人口的主體）。
待朱元璋統一全國，為鞏固自身統治，明政府頒布了移民政策，組織大規模移民前往荒蕪地區開展生產活動。四川即在這時迎來由官方主導的第一次“湖廣填四川”。這次移民持續了整整二十二年，將四川的人口增加到了180萬（其中半數為明初移民）。再加上明玉珍舊部，四川在明初的移民即占到了四川人口總數的十分之七。
二、明末清初的“湖廣填四川”
在元末明初的“湖廣填四川”之后，四川在新鮮血液的帶動下迎來了新的繁榮。但這樣的繁榮隨著明代社會的日趨黑暗與民族矛盾的加深而很快成為過去。再加上明末清初自然災害頻發，待清一統全國，四川已經是“人煙久絕，盡成污萊，山麋野豬，交跡其中”，“有可耕之田，而無耕田之民”。
于是清順治十六年（1659），清廷開始組織民眾大規模移民四川。從這一年起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清廷基本上以墾荒為移民的首要目的，故而這二十余年可算是清初“湖廣填四川”。
其實早在順治六年（1649），為恢復四川、湖北、湖南等地因戰亂而遭到破壞的農業，清廷已經頒布了“墾荒令”，命令地方官員將各地流民全部編入‘保甲’以開荒，并將開荒成績納入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但由于順治初年廣大南方地區還存在大量反清勢力，“墾荒令”的實施效果非常有限。直到順治十六年（1659）清軍拿下成都，平息了四川境內的大規模戰爭，清廷的墾荒才成為一件既迫在眉睫又可以落地實施的大事。
巡撫四川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德地首先提出，四川境內的地方官應當積極招納境內流民，以恢復本地生產。這一提議對于官員們來說就是招攬的流民越多升官發財的機會就越大。所以在張德地提出后，這一辦法迅速見效。而中央也肯定了張德地的這一提議，故而一直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四川的墾荒和移民都主要依賴地方官員們對流民的主動招攬。
而從康熙二十二年（1683）起，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清廷的‘湖廣填四川’政策又發展到第二階段。彼時由于官方的大力提倡，入川的移民越來越多的是自發移民。（在整個移民活動結束后，自發移民約占總移民的一半。）朝廷在移民政策上的側重點也從如何移民入川，轉變為如何穩定移民，也就是如何分配新開墾土地的所有權。
終于，在到乾隆六十年（1795）的一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里，清廷的移民和土地政策越來越完善，來到四川的移民也越來越多。在“安民”、“惠民”的指導思想之下，“湖廣填四川”也終于從移民的血淚史轉變為天府之國的新的開發史。
三、移民文化與四川
“湖廣填四川”前前后后歷經數百年，其影響必然是深遠的。它最直接的作用領域就是社會生產。而它影響延續到今日的一個方面則是移民文化與四川本土文化的融合。
一開篇我們就提到，四川自古以來就常給人一種“圈地自萌”的感覺。四川的本土文化也確實與其他地區的文化存在著不小的差別。而當移民們從湖南、湖北、貴州等地來到人生地不熟的四川，他們帶來的文化就勢必需要與四川本土文化相互妥協和融合。
以婚姻習俗為例。巴蜀一帶相對于湖廣，受到儒家的影響更少。因而當湖廣移民來到四川后，他們驚訝地發現四川“其處女與人私通者，父母不禁以為人愛其美……翁有悅子婦者, 則收為己妻, 而其子另取”。
在受到四川傳統婚俗的沖擊后，移民們一方面對其進行了一定改造，為四川婚俗增添了更多禮制的規范。一方面也繼承了其對封建正統思想的疏離與逃逸。這為四川在后來輩出敢于創新的文人打下了一定基礎。
“湖廣填四川”雖已成為了過去，但這場前前后后持續數百年的移民大潮給四川帶去了深遠的影響和旺盛的生命力。雖然于移民們而言那是一段血淚史，但于四川而言那或許還是一段重生史，永遠都不可忘記或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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