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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作為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對后世的詩歌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詩經》的句式主要以四言為主，自《詩經》以后，詩歌句式不斷迭代創新，出現了五言、七言詩。
四言詩在詩歌創作中的占比雖然呈波浪下降趨勢，但仍然在文人作品中占有一定的比重，無論是之后的漢代，還是魏晉時期，都有名篇流世。
到了南朝，雖然五言詩這一詩歌形式成為主流，但是四言詩仍舊存在于不少文人作品中。
一、南朝四言詩的創作背景與創作類型
魏晉時期，建安詩人在創作詩歌時繼承了《詩經》的創作特點，同時又吸收了漢樂府的風格，形成了建安風骨的詩風，也被稱作魏晉風骨。
人們用詩歌將自己的心中的偉大志向和抱負表達出來，不再是之前文人所崇尚的內斂中和，作品里充滿了文人自己的個性。正所謂“詩言志”，便是最好的證明。
到了南朝，文人創作活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現象：世家文學。這些世家大族將目光投向了文學創作。
南朝最大的改變就是君主也普遍地將目光投向了文學創作，不僅自己創作文學作品，還廣為網羅文人，并對他們實行獎勵制度。這個現象足以證明南朝對于文學極度的重視。
但是，和魏晉時期以詩言志的創作風氣相比，南朝文學的風格產生了很大的改變。在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中，幾乎看不到什么現實主義的作品，文人將自己的男歡女愛、所見所聞以及朋友之間客套的應付寫進文學作品中，較少有清新脫俗之作。
因為一個時代的作品所呈現的樣貌，與政治、經濟關系巨大，所以產生這樣的文學現象和當時的政壇有很大的關系。
南朝時期，政治動蕩，政權更迭極快，很不穩固，這就難以提供舒適、安定的創作環境。其次，這一時期的文人都是世家大族以及其門客，他們擁有極為優渥的生活條件，在這樣的生活狀態之下，很難出現直抒胸臆的感人之作。
同時，在這種舒適的生活下，他們又擔心著政治的動蕩，同時被門閥制度所約束，如同籠中之鳥一樣無法隨心所欲表達自我，于是思想就處于一種消極的狀態。
就是在這樣的復雜狀態之下，他們所見所聞都是平常老百姓所不能觸碰到的東西，但是同時他們又難以親身經歷令人難以忘卻的可以寫進文學作品中的事件，所以他們的文學作品就呈現出了辭藻華美、聲律和諧的形式感。
南朝的四言詩數量雖說不多，但是仍舊占有一席之地。其大體上可分為文人四言詩和樂府歌辭。其中，文人四言詩可分贈答詩、侍宴詩、詠物詩、山水詩、從征詩、祭祀詩、擬樂府以及幾篇別的題材。
南朝四言詩的樂府歌辭則可分為相和歌辭、橫吹曲辭、雜歌謠辭、郊廟歌辭、舞曲歌辭、燕射歌辭以及諺語。四言樂府歌辭在南朝文人的創作中主要以歌功頌德為表現形式，從而達到政治目的。
二、南朝四言詩對《詩經》的繼承
四言詩自《詩經》的出現，成為了一種常見的詩歌體裁，當時的文人在創作詩歌時多用四言。因為《詩經》的影響，所以后世文人在四言詩創作中，自然會吸取和采納《詩經》中的創作方法。
詩人在創作時自然會借鑒自己腦海中有的前人的作品，這種借鑒是潛移默化的，這種承襲關系自然也體現在四言詩的發展歷程上。《詩經》之后，秦漢四言詩創作較少，魏晉時期出現大量文人四言詩，他們在創作中充分吸取了《詩經》的語言精華。
例如魏晉時期的嵇康，他的四言詩就很好地繼承了《詩經》的特點，如他的《贈兄秀才入軍十八首》中的一句“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就出自《詩經》中的《小雅·鴛鴦》中的“鴛鴦于飛，肅肅其羽”。
南朝雖然四言詩數量較少，且不被關注，但是也是對時代面貌的反映，且在創作上也吸收了《詩經》的語言特色。南朝四言詩對于《詩經》的繼承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在詞語與句式和意象上的學習，二是南朝四言歌辭對于“頌”的語言表達和文章結構的繼承。
《詩經》之后，頌的形式隨著時代的演變有了一些細微的變化。到了秦始皇統治期間，頌存在于石刻之上，它的內容基本都是在稱贊秦始皇的功德。到了漢代，頌依舊承襲秦朝時候歌頌帝王功業的特點。這些作品，都有學習或者模仿《詩經》中的“頌”。
之后班固所創作的《車騎將軍竇北征頌》，在題材上又有了一些改變，其文章內容更接近散文。隨后，馬融的《廣成頌》和《上林頌》，就有《詩經》中“雅”的特點了，這也是因為漢代“賦”的發展所導致的。
到了魏晉時期，“頌”的寫作則變得雜亂起來。南朝四言詩中的歌辭大多是贊美功德之作，其根源就是《詩經》中的“頌”。南朝四言詩中的樂府歌辭可分為相和歌辭、橫吹曲辭、雜歌謠辭、郊廟歌辭、舞曲歌辭、燕射歌辭以及諺語。
此外，還有直接將“頌”帶進題目之中的舞曲歌辭，《天符頌》《明德頌》《帝圖頌》這三首詩皆用華麗的辭藻來贊譽當時統治者的英明。
作者指出，在這樣的英明統治之下，現世中所有的事物都是積極且向上的，作者在夸獎君主之后，又展開希望，提出對于這一政治環境永遠持續的愿望，這種內容的承接是典型的歌功頌德之作。
這樣的作品充斥于南朝四言詩樂府歌辭之中，在創作中延續了《詩經·頌》頌以頌揚為內容的傳統。詩人在創作這樣的作品時，在對于詞語的采用上則偏向于使用繁冗復雜的類型，在極多的華麗辭藻堆砌之下極盡贊美之力。
三、南朝四言詩的新變
（一）《詩經》后四言詩的新變
詩歌的內容與形式隨著朝代的更替與詩人群體創作風尚的流行是不斷改變著的，四言詩也不例外。四言詩盛行于西周時期，其鼻祖《詩經》是商周時期產生于黃河流域周圍的民間詩歌總集。
《詩經》之后，文人創作四言詩多從“國風”借鑒，在對其進行繼承的基礎上，文人們由于內在與外在的影響，在創作四言詩時加入了具有時代特征的嶄新內容，這就是新變了。
《詩經》產生之后，直到魏晉之前，由于五言詩的沖擊，四言詩的創作呈現出低迷的狀態。
到了兩漢，文人們承襲著《詩經》的余韻，仍有四言詩的創作，但是由于當時文學創作重視賦與史傳，所以四言詩歌的創作極少。到了魏晉時期，四言詩經過長時間的沉寂走向了復興，這也是四言詩最后的輝煌時刻。
據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所收錄的魏晉時期近乎所有的四言詩來看，魏晉時期四言詩詩人共一百零二人，存世四言詩歌四百多首。數量之多，其它任何時代都無法超越。
這個時期產生了很多優秀的四言詩詩人，例如嵇康、曹操、陶淵明，他們的作品有著強烈的個人特點，將自己的人生理想寄托在詩歌中的意象上，給予這些意象以鮮活的生命力，所以詩歌就變得不再刻板，人們在看到這樣的詩歌時就會被感染，結合自己的經歷之后生出同理心。這些詩歌即使經歷千年，仍舊被世人熟知。
（二）南朝四言詩的新變
四言詩發展到南朝，又由盛轉衰。南朝社會出現過幾個短暫的和平繁榮時代，但是就是在這樣和平的表象之下，皇族宗室之間進行著慘烈的斗爭。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之下，人們對于文學創作呈現出了不同的態度。
與魏晉時期文人追求復古不同，南朝文人提出詩歌的“新變”，這一時期，出現了一個新的詩歌類型：山水詩，其代表詩人是謝靈運。
同時，永明體的產生也具有新變的特征。在這樣的社會與文學背景下，南朝四言詩自然在承襲《詩經》的基礎上產生了許多新的內容：一是文人集團詩歌創作；二是題材的改變。
南朝四言詩還出現了許多新的題材，其中最具典型的就是山水詩的產生。山水詩的創作主要集中在五言詩上，但是詩人在四言詩的寫作上，不免會潛移默化地將這一當時興盛的潮流帶入其中。
此外，應詔詩也極多，南朝政壇變化極快，在短暫的穩定之時，文人稱應君主的詔令而做的詩文即是應詔詩。
（三）樂府歌辭的時代特征
南朝樂府歌辭在創作過程中對于《詩經》中頌的描寫方式繼承良多，但是這些詩又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這一時期的歌辭大多以歌功頌德為內容。由于“永明體”的產生，樂府歌辭在辭藻、音韻方面產生了一些新的變化。
在永明體產生以后，南朝的四言歌辭在辭藻、音韻方面也相應產生了很多的新變化。南朝四言歌辭相比較之前的四言詩，在辭藻使用上追求使用華麗的詞語，并且在文章布局上講究對仗，《齊太廟樂歌十六首》中的《凱容樂》系列，這幾首詩歌在用字上的使用比較莊重典雅，用了很多華美的詞匯去將自己想要夸贊的事物修飾。
例如“月靈誕慶，云瑞開祥”、“萬靈載溢，百禮以殷”，這種將華麗的形容詞鋪排開來的寫作手法具有典型的時代特征。
同時，因為永明體對于詩壇的影響，所以這個時期的四言歌辭在音韻方面也產生了新的變化，這些變化存在于這段時間的所有詩歌中，也是不能被忽視的一個方面。
結語
在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之下，南朝四言詩在對于《詩經》四言詩描寫方式的繼承之上，加入了文人自己的意識，產生了一系列新的詩歌類型，從而可以窺見當時文人的思想感情。
通過對這些四言詩之間的聯系與創新進行分析之后，可以得出南朝四言詩在同時期五言詩興盛的形勢下創作數量減少的原因，通過探究南朝四言詩的繼承與新變，亦可展示出四言詩不可替代的時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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