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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凌德工作室 陳凱文
之前的文章提到，所謂“與病毒共存”的說法語意曖昧，因為“清零”后的國民現在地球上“與病毒共存”，所以某些人他們其實不是主張“與病毒共存”，而是主張內地調整現行“外防輸入，內防擴散”的抗疫政策，準許已打兩劑疫苗的入境者豁免隔離，同時不以本地個案“清零”為目標，只是不諱言的說， 支持或附和此一主張的人，根本是不懂計數，又或者是只計自己心底里的那盤數。
說到這里，我們便不得不提另外兩個語意失真的用詞，那便是“通關”或者“打開國門”。其實，不論香港還是內地，都從來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封關，香港的檢疫規例，一直有著特定的豁免條款，容許供應香港正常運作和日常所需物資的從業員豁免隔離，港人由始至終亦可以進出內地，只是需要接受定點酒店隔離，或深圳最新的7 7 7(即七日酒店、七日居家、七日醫學觀察)隔離安排。
內地亦從沒關閉國門，2020年的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為32.16萬億元人民幣，出口17.93萬億，進口亦有14.23萬億。與此同時，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1月24日發布的統計數字顯示，中國2020年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達到1630億美元，同比增長4％，可見疫情并沒令內地排拒外國投資。
換言之，所謂“通關”和“打開國門”，從來都是放寬入境檢疫措施的通俗說法，對于那些必須入境處理事務的人員而言，檢疫措施所增加的時間和成本，并不會令他們打消念頭。換言之，現時嚷嚷著要“通關”之人，說到底是不愿為現行入境檢疫政策而付出額外成本，而這又變相說明，他們的入境需求，其實并非那么必要。
在此情況之下，即使我們先像某些人一樣，不把人命當一回事，同時以上帝的視角探討抗疫問題，但是當現時疫苗的接種率未達標，病毒變種又令疫苗的保護率構成沖擊，降低重癥率亦不等于患者痊愈后沒后遺癥，而任由病毒在內地的社區擴散，又會增加病毒變種的機會率時，為何要為一些入境需求并非那么必需的人，降低現行的入境檢疫措施呢？
這便涉及所謂社會成本的問題，即是沿用現行“外防輸入、內防擴散”所帶來的社會成本，是否比采用此一政策的收益大。另一方面，便是沿用政策，比準許非必要入境者自出自入所帶來的社會收益少。如此一來，我們便要掌握以下的具體數據：
一，準許非必要入境者自出自入，所帶來的具體收益是多少？
二，準許非必要入境者自出自入，會令死亡人數增加多少？
三，準許非必要入境者自出自入，會令確診人數增加多少？
四，準許非必要入境者自出自入，需要投入多少公共開支，在不致于公共醫療系統崩潰？
五，因調整政策所帶來的死亡和確診數字，會減少幾多的國家總生產力？
六，隨著死亡和確診數字上升，群體事件爆發的機會率會增加多少？萬一造成群體事件爆發，所帶來的社會成本又是多少？
很明顯，即使我們模仿某些人，以純粹的宏觀經濟學角度，探討抗疫政策調整所帶來的社會成本問題，支持或附和“與病毒共存”的人，都未能夠列出上述的具體數據，證明準許非必要入境者自出自入所帶來的收益，遠高于采用此一政策所帶來的社會成本。既然連做量化分析的能力都沒有，他們憑什么在抗疫政策的問題上瞎摻和？靠盲目訴諸權威，相信一些所謂的專家？疫情爆發以來，世界各地的所謂專家，說的奇言怪論還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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