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干得漂亮！香港徹底穩了

香港穩了！國家干得漂亮！

據官方媒體報道，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30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幕。會議經表決，全票通過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

香港《基本法》的附件1和附件2確定了兩件事：一是接下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二是接下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立法委員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

這兩個《基本法》的附件，徹底從法律的角度確保了兩件事：一是“一國兩制”以“一國”為前提，在“一國”基礎上才有“兩制”；二是“愛國者治港”原則在法律上得以確立，不愛國者徹底依法靠邊站。有了這兩個基本法的附件，香港大勢徹底穩了！

“二鬼”都廢了

自2019年2月香港修例開始，到香港大勢徹底確立大概用了兩年時間，香港問題徹底獲得了解決。坦率說，我們解決香港問題的高超政治智慧是令人非常佩服的，因為香港問題不是短期的問題，是已經積壓了20多年的問題。甚至，香港問題的根子向前可以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當英國發現不能再留在香港時，他們決定為未來搞亂香港埋下楔子。

說得直白一點，香港近些年的亂局，完全是美英兩國與香港一些吃里扒外者背后勾結里應外合操弄的結果。然而，雖然香港問題持續了二三十年，我們解決香港問題卻僅用兩年時間。更重要的是，我們解決香港問題是在幾乎沒有死人的情況下實現了香港問題的根治。沒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能力，做不到這一點。

為什么說我們國家干得漂亮？我們梳理一下香港暴亂的過程以及我們解決問題的過程，大家就明白了。

我們都知道，自上世紀80年代英國與中國談判發現無法繼續留在香港后，他們就開始為這一天布局了。香港統治香港的近百年時間里，英國從來都沒搞過所謂“民主”。不但沒有民主，英國人為了統治香港，還豢養了各種黑社會打手。然而，等發現不能再統治香港時，就開始搞所謂西方“民主”，向港人灌輸所謂的西方制度。爾后，在包括教育、司法、媒體機構中安插了巨量的“線人”，這些人效忠于英國及西方，他們又培養了大量“港獨”份子。美英兩國，過去二三十年在香港經營得非常深，香港于是成了美國反華的橋頭堡。

如果說在2019年之前整體還能維持平衡，那么局面在2019年徹底撕裂，撕裂的大背景是中美的大國博弈。由于中美雙方因貿易戰開始撕破臉，美國在無法迫使中國屈服的情況下，試圖借香港問題給中國制造動亂，試圖以香港為跳板把禍亂引向中國內地。在這種背景下，美國親自上陣，向香港親西方的勢力提供了大量資金支持，并最終引爆了這場大暴亂。

香港暴亂的直接觸發起因是港府在2019年2月的一次修例。

港府為什么修例？

起因是2018年2月香港居民陳同佳在臺灣把自己懷孕的女友殺害后潛逃回港，然而由于香港的法律限制，香港方面竟無法對此案進行管轄。而且，由于香港與內地、澳門、臺灣都沒有簽署移交逃犯和刑事司法協助的協議，所以無法就相關案件展開合作，這直接導致陳同佳在臺灣殺人后可在香港逍遙法外。

特區政府為了懲治殺人犯陳同佳，試圖修訂相關條例，允許香港通過特別安排與尚未簽訂移交逃犯和刑事司法協助協議的內地、澳門和臺灣開展移交犯罪嫌疑人和逃犯的個案合作，這樣就可以將陳同佳繩之以法。否則，以當時香港的法律，犯罪分子想殺人，直接在香港之外把人殺了直接回香港，就可以逍遙法外。如此，社會豈不亂套！

然而，就這么正常的修例事件，“港獨”份子們竟發動了巨大的“反修例”運動，最終釀成持續近一年的香港暴亂。暴亂從2019年6月一直延續到2020年上半年。

那么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港獨”借此事件鬧事呢？其中大背景就是中美博弈，是美國在背后的支持，才有了“港獨”瘋狂大鬧。然而，在占豪看來，這并非全部。從香港的微觀層面看，這是香港“港獨”勢力、部分司法勢力、資本勢力和媒體勢力，試圖借美國力量“謀獨”的行動。在他們看來，港府修例就是要進行《基本法》23條立法的前奏，所以為了阻止港府推動《基本法》23條的立法，他們率先發起了“反修例”運動。

這次行動，外部勢力是美英的支持，而內部勢力則是“港獨”份子在香港資本、司法體系和媒體大佬們的支持下搞起的一次大規模暴亂運動。

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系。

也就是說，原來全國人大把二十三條的相關內容的立法權交給了香港自己。相關內容大家都看到了，這是再正當不過的事情了。然而，就是這么正當的立法，卻博弈了十幾年都無法實現立法。

事實上，香港的地方勢力與外部勢力勾結，從2003年就開始搞大規模針對性的示威游行，他們愣是阻止了《基本法》23條的立法。還記得2003年7月1日，在香港資本、司法、媒體以及外部勢力的支持下，香港爆發了50萬人的大游行，這次大游行直接阻止了23條的立法。后來，每一次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就有大規模的示威游行，這才導致了23條立法一直無法落地。

對此，國家當然是不滿意的，所以一直在努力推動《基本法》23條的立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林鄭月娥的修例最終引爆了這一深層的矛盾。說得直白一點，香港的地方勢力，試圖借助外部勢力實現“港獨”或達到不受中央節制的狀態。如何實現不讓中央節制？就是想在議會選舉、特首產生機制上形成突破，從而讓香港走向“港獨”或徹底脫離中央控制。

一方面是國家不斷推動立法的壓力，另一方面是中美激烈博弈，香港的地方勢力就認為突破的時機到了，于是就借助“反修例”運動實現香港的“半獨立”或“獨立”。

香港為什么鬧得那么兇？就是因為香港的本地勢力認為，這是實現“港獨”或脫離中央控制的最好時機；美國則認為，香港是個跳板，在香港制造暴亂可以將禍亂引入中國內地，這對美國與中國博弈有利。在這種背景下，內外勢力勾結，就出現了香港持續大半年的暴亂。

其實，早在2014年“占中”運動爆發時占豪就在文章分析中不止一次建議，國家其實應該從全國人大層面立法和釋法來解決香港的問題。不過，客觀而言，2014年的時候，香港問題還不是我們國家特別突出的矛盾，或者說香港的矛盾對我們國家的影響還沒那么大，所以我們并沒有去進行刮骨療毒式的調整。而且，當時中美實力差距還有點大，中國并不想在香港問題上與美國針鋒相對，所以當時香港依然是以穩為主，這么一穩就一直到2019年矛盾徹底激化。

到了2019年“港獨”反修例時，其實國家也已無退路。因為，如果“反修例”運動真的讓“港獨”得逞，那他們接著必然大力推動所謂的“特首直選”、改組香港立法會選舉辦法等。真發展到那一步，我們就被動了，所以當時國家也沒退路了，于是下了決心徹底解決香港問題。

香港一些勢力不是反對《基本法》23條的立法嗎？那好吧，我們不用香港自己立法了，直接在全國人大搞港區國安法，同時成立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特首擔任委員會主席，港府相關重要部門的領導擔任成員，中央直接在委員會中派駐國家安全顧問，直接給港府撐腰。

港區國安法賦予了特首繞過香港司法體系的權力，并且設立了繞過香港司法體系的執法機構。有了這樣的措施，特區政府就不怕那些“港獨”再搞事了，因為香港司法體系、資本和外部勢力，再無法給“港獨”提供支持和庇護，搞不好自己也得被抓進去。如此，“港獨”一下子就失去了支撐。所以說，2020年5月兩會，國家通過港區國安法是香港真正撥亂反正的開始。

今年兩會，國家又通過了《基本法》的附件一和附件二，這兩個附件通過后，特首的產生和香港立法會立法委員的產生機制和表決機制就確立了，那些不愛國的“港獨”們，再也沒有進入香港政界的機會。于是，“兩制”的前提是“一國”被理順了，“港人治港”的前提是“愛國者治港”被理順了。接下來，香港誰再敢反國家，港府就可以直接通過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直接辦案。如此，香港當然就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