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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繼仁 2012年工作照
無悔遠去的年華 笑看向晚的余霞 ——題記
川美：羅老師，人們經常贊譽您是堅守詩壇的常青樹。耄耋之年，您仍是詩歌界的在場者，思維活躍，且能靈活運用各種現代交流工具與天南海北的詩友們交流溝通，一點不輸給年輕人。詩心不老是您保持身體健康和心理年輕的秘訣嗎？
羅繼仁：在我60多年的編輯生涯中，只接受過兩次訪談：一次是由《遼寧日報》主要領導策劃，由專欄主持人許維萍女士就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寫作狀況做過一次訪談，訪談在《遼寧日報》發表后反映尚好；一次是由年輕的詩歌史學家姜紅偉先生，就我幾十年的編輯工作，做過一次比較全面的深入訪談。這兩次訪談雖然視角不同，但從內容上相互補充也可見一斑。
而這一次是我曾工作多年的《詩潮》對我的訪談，我當盡其所能地多做些對往事的回憶，也許以后對有興趣者研究《詩潮》《芒種》，以及遼沈地區的詩歌發展脈絡有一點參考和借鑒價值。
中國新詩已過百年，我有幸在這條漫長的詩路上跟隨她徜徉了半個多世紀。雖然我身處的地域、環境多有變動，但對詩歌的認知、感受和堅守還是一以貫之的。由于我一直在編輯崗位上，幾十年與眾多不同年齡段的詩人始終保持友誼和聯系，日日與詩相伴，雖已耄耋之年，依然可以無障礙地與詩友們交流，談詩歌、論詩事。僅從這一點看，我應該算是詩界一位跨世紀的在場者。
廣交朋友、持有開放的良好心態，是一個編輯的本分。說起來也沒有什么奧秘，主要是出于對詩的癡迷和熱愛。所謂詩心不老，其實是多年養成的對于詩歌的敬畏，對于編輯工作的責任感。在面對詩歌時，我總是忘記自己的年齡，哪怕是病痛，哪怕是疲倦，很多時候我都是不忍放手的。只要進入工作狀態，就好像年輕、活力都回到我的身體中來。多年來，我始終對詩歌事業秉持著一種“鞠躬盡瘁”的心理。我不敢忘記，有一群詩人朋友，他們的眼睛深情地凝望著我，我的肩上擔著他們的友情和期冀。
川美：自1960年您23歲時調入《江城文藝》任詩歌編輯，60余年的時光里都在為詩歌工作，晚輩詩人了解或結識您，大多通過您編輯、主編的《芒種》《詩潮》《中國詩人》雜志，也就是說，您是一位公認的德高望重的編輯家。而您顯然也曾是一位詩人，21歲開始發表作品，出版過詩集《大森林之歌》《愛之路》《羅繼仁抒情短詩選》《詩潮耕耘錄》等。您最初是如何接觸詩歌并走上創作道路的？
羅繼仁：詩歌于我，只能留下美好的記憶，留不下歲月的蒼老。
我是從讀詩、寫詩、編詩“三步走”，進入了詩壇的。
應該說，我接觸詩歌比較早，也在全國一些報刊上發表過作品，出版過幾部詩集。但我從不敢自詡是詩人，因為這個“頭銜”，不是寫過詩的人都承擔得起的。
20世紀60年代初，我從一家工廠調入吉林市文聯主辦的《江城文藝》任詩歌編輯。這是一本在全國公開發行的綜合性文學月刊，它連載的長篇紀實文學《地下烽火》，曾受到全國廣大讀者熱捧。而詩歌版面也很受領導重視，每期都有多個頁碼發表各地作者的詩稿。除了本地作者外，全國當時比較有影響的詩人如顧工、禾波、郭煌、寒星、丁耶、胡昭、蘆萍、秋原、中流等人的作品，也經常在這本刊物上發表。60年代的詩歌，更多側重題材的選擇，語言質樸，講究詩的韻律和結句的內涵。
我自己最初接觸詩歌應該是50年代中期，那時我在一家工廠圖書館做管理員，每月都要去新華書店購進一批新書,每次新出版的詩集都是我的首選。除了國內艾青、臧克家、田間、徐遲、阮章競、穆旦、徐志摩、戴望舒等一些著名詩人的詩集外，還有前蘇聯著名詩人普希金、伊薩科夫斯基、葉賽寧、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詩集，這也是我們那個年齡喜歡詩歌的讀者必讀之書。而國內一批影響較大的中青年詩人大都來自部隊，比如李瑛、紀鵬、公劉、顧工、梁上泉、嚴陣、聞捷等人。李瑛的《紅柳集》、公劉的長詩《望夫石》，以及《在北方》《上海夜歌》《五月一日的夜晚》等詩集，都對我的詩歌寫作產生過一定的影響。那時的詩歌很注重一首詩的“詩眼”和“結句”，記得公劉寫過一首“九龍壁”的詩，其中有“九龍壁輝煌耀眼，九條龍個個都精神飽滿”，僅這兩句就把這首詩寫活了。看是平常的句子，經過詩人筆下的點睛，令人過目難忘。又如《中國的汽車呼喚著高速公路》《我們架設了這條超高壓線》（邵燕祥），這些在“一五”期間描寫工業題材的詩，都是那個年代主題鮮明、一致被稱道的好詩。為此，在我寫作的一些短詩中也很注重“煉詞”“煉意”，追求詩的短小雋永、語言的抒情美。此后，我和詩友創作的《延邊抒情》和反映抗聯生活的《在楊司令走過的路上》等組詩，都分別發表在《延邊日報》（朝文版）、《中國青年報》和《長春》（《作家》前身）等雜志上。此后多年，我有幸在“全國詩刊詩報協議會”上，與公劉先生兩次同會，與邵燕祥先生在長春汽車廠建廠十周年慶祝大會上及其他場合也有幾次謀面，在座談會上聽他們談詩，受益匪淺。
1975年后，我從吉林調到沈陽市文藝創作辦公室工作。1979年初，恢復沈陽市文聯，10月《芒種》復刊，我被調入雜志社任詩歌組組長、編輯室主任。復刊后的《芒種》得到文藝界多方面的關注，首印1.9萬余冊，廣大讀者在郵局排長隊購買，刊物被一搶而空。
1985年1月，在新時期文學的繁花似錦中《詩潮》創刊，我先后在《詩潮》雜志擔任編輯部主任、主編。當年的《詩潮》，在全國公開發行的八大詩刊中，影響還是很大的，許多作品在詩壇上引起過較大反響，如閻月君的《月的中國》、林雪的《蘋果上的豹》、任洪淵的萬字長文《找回女媧的語言》、王久辛的長詩《艷戕》、徐剛的長詩《大蘆蕩》、周濤的長詩節選《叢林、叢林……》等作品，都產生一定的轟動效應。而每年一次的“全國詩刊詩報聯誼會”也曾由《詩潮》獨家主辦過兩次。
1999年8月，我從《詩潮》退休在即，從上海接辦了《中國詩人》詩刊，至今又有23年的時光。
我的本職是詩歌編輯，又是刊物的主編，編好刊物是我的本分，為他人作嫁衣是我的擔當。62年的編輯生涯，無怨無悔，作為一種職業操守，樂在其中。在我出版的幾本小冊子中，大都是應景之作，由于那本《短詩選》受限于選稿要求，一些作品沒有被收入進去，而總結編輯生涯的《詩潮耕耘錄》一書，是我做編輯工作隨手記下的文字，珍貴的是在附錄中記錄下我退休前文學活動的年表。這部書有幸獲得了沈陽“五個一工程”獎，對于我是一個珍貴的紀念。
與夫人趙敬玉 2018年秋外景照
川美：您1937年出生于偏北方的一個小村莊，童年和少年的生活經歷是否影響到您的創作？詩集《大森林之戀》是獻給出生地的嗎？
羅繼仁：我小時候不是一個天資聰慧的孩子，我的童年和少年苦難多于歡樂。由于父母早逝，家境貧寒，中學輟學，沒有條件接觸詩學方面的最初啟蒙和教育。我的愛好說來只是參加工作以后的一種娛樂追求而已。與詩相伴幾十年，我深知，能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詩人需要有一種天賦，這也許是與生俱來的。當然，后天的詩學積累、語言修煉、豐富聯想等，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從不敢承認自己有“詩人”這個頭銜的。
《大森林之戀》是我1985年第一次結集出版的詩集，也可稱之處女作吧，感謝春風文藝出版社的青睞！書中選入的作品，大都是我在長白山林區體驗生活的一些感性之作。當年是由吉林省作家協會組織部分詩人深入林區采訪，在一望無際茂密的林海中，當你聽到那一陣陣“順山倒” 的喊山聲不絕于耳時，不由得你不激起強烈的創作熱情。這些詩從感情的抒寫角度，確實是與深切的故鄉情結有關。而當年，也只有南方詩人傅仇較多地寫下描寫森林題材的詩，出版過《傅仇森林詩》。
在那次采風活動中，我記得有延邊詩人金哲（后調入北京《民族文學》擔任主編），有長春汽車廠工人詩人戚積廣（后調入時代文藝出版社做編輯）、房德文（后調入吉林省歌舞劇團專業創作）等十數人，采風的作品大都發表在當時的《長春》雜志上（現《作家》前身）。我因故沒趕上刊物發稿時間，便將寫的兩組詩中的《大青山短歌》發表在《吉林日報》上，《伐木者的祝福》發表在《沈陽晚報》上。這些作品得到好多讀者、作者的好評。多年后還有人提起這些詩。可惜《大森林之戀》這本詩集都沒有將作品收入進去。
《大森林之戀》出版后，據我所知，上海圖書館、遼寧圖書館等多家圖書館都有館藏，其中有的作品還被編入多個選本出版。
川美：詩集《愛之路》從書名上看，似乎有很明確的主題指向。您和您夫人青梅竹馬，后來又有過一段地理上的兩地分別，這本詩集里有許多是寫給愛人的情詩嗎？
羅繼仁：我與夫人趙敬玉是青梅竹馬，也是兒時的玩伴。她從沈陽藥學院畢業后留校任教；我因父母早逝，過早地參加工作。因兩地距離之隔，聯系不多。但緣分也許是一種天意吧，月老鐘情，一條紅線把我倆連接在一起。1962年9月結婚，2022年迎來人生的“鉆石”婚姻。60年夫妻，相濡以沫，風雨同舟，苦樂參半；晚年疾病纏身，每天推著輪椅在沈陽市康養服務中心活動，朝夕與共，依舊是相依相伴。什么樣的詩歌作品，恐怕也難以記錄和承載人生這份艱難的閱歷和最珍貴的情懷。
《愛之路》是我的第二部詩集，由延邊教育出版社出版。集中的作品大都是即興之作，詩的情感還是沿襲在長白山林區體驗生活時的一些情景：在那無邊無際的林海中，花草繁盛，你眼前會時常出現一排排誘人的白樺林，剝下一小塊白樺樹皮，寫一首情詩，郵寄給遠方的她，那是我真情實感的真摯表露。
詩集中這些小詩都有她的影子。此后，這部分詩稿有的發表在長春的《詩人》、沈陽的《芒種》，以及后來的《人民文學》上。前幾年，我從網上還看到這家出版社把《愛之路》制作成電子書，供網上讀者閱讀。
這些詩，寫時即興，詩句雖膚淺，但畢竟是我人生路上真實感情的表露，對于我們夫妻來說也是一種紀念，所以我很珍視這些文字。
川美：您后來似乎全身心投入在辦刊上，甘為他人作嫁衣，而幾乎放棄了自己的創作，是因為工作分不開身，還是一種自覺的選擇。
羅繼仁：寫作是純粹個人的行為，寫與不寫應根據自身的情況而定。我寫過詩，但我知道能寫出一首好詩很難。我做編輯時，基本上不在自己編發的刊物上發表作品，直到我坐在主編的位子上。從總體看，我的寫作量不大，我把主要精力都投放在刊物的編輯上了。自己寫當然是一種成就，“為他人作嫁衣”也是一種實現價值的取向。有的人不寫作，或不以寫作為主業，只做一個好編輯，也稱得上是一種敬業的選擇。
其實能編好一本詩刊很難。作為編者，沒有一份較高的鑒賞能力，沒有一份舍己的努力，沒有一份奉獻與擔當，肯定是難以稱職的。我很愿意投放更多的精力，爭取把我主編的刊物辦得好一些，讓更多的作者、讀者受惠于它。
這些年，我幾乎是全身心地投入編輯工作當中：從選稿、編稿、排版、校對、印刷、發行等，事無巨細，盡可能地都親力親為。而更重要的是作為主編，一定要把好政治關和質量關。因此，編好刊物和個人寫作孰重孰輕，我心中便自有分寸了。
與夫人趙敬玉在沈陽市康養服務中心生活照
川美：您的職業生涯里，有13年在《詩潮》雜志任編輯部主任、副主編、主編，目前是這本雜志的顧問。作為《詩潮》雜志的創始人之一，您曾為它付出心血和汗水，更是其誕生、成長、發展的見證人。《詩潮》是在怎樣的詩歌氛圍和社會背景下創刊的？
羅繼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經過撥亂反正，文學藝術出現大發展大繁榮的嶄新局面，詩壇各種風格流派也應運而生。詩人群體中有歸來者，有新生代，有大學生詩群，也出現了一大批朦朧詩人。一些詩歌刊物也博采眾長，選擇自己的辦刊方向。詩人劉文玉和我創辦主編的《詩潮》響應時代，依然堅持自己的辦刊宗旨，即“當代性、青年性、探索性”。
當時全國許多省市已停刊多年的文學期刊陸續復刊，僅遼寧省作家協會除《鴨綠江》外，又創辦了《當代詩歌》《文學大觀》。沈陽市作為全國重工業城市，被稱為共和國長子，在文化方面也擁有廣大的詩歌作者群，畢增光、曉凡、劉鎮、高東昶、徐光榮、徐宏智、郎恩才、劉文超等一大批工人詩人脫穎而出，在全國詩壇占有重要位置。高深、佟明光作為沈陽詩人的代表，曾榮幸地參加了1956年在北京召開的全國青年作者代表大會，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在講話中對他們寄予厚望。曉凡、劉鎮等反映新興工廠的鏗鏘詩作，在詩壇上也引起了極大的反響，臧克家等老一輩詩人都曾親臨沈城，接見作者并給予指導。
由于沈陽雄厚的詩歌氛圍，沈陽市文聯領導便向中共沈陽市委、市政府提出創辦一本詩刊的申請，得到沈陽市主管領導的堅決支持，并報請遼寧省委宣傳部。經過多方努力，最終得到批準。就這樣，1985年1月，沈陽市自己創辦的第一本詩刊《詩潮》應運而生。
我當時作為這本刊物的編輯部主任，參加了全部的創刊工作。為了保證創刊號的作品質量，我們面向全國各地詩人征稿。記得創刊號上有青年詩人楊煉一組寫鏡泊湖的詩《秘密的火焰》，由于有些詩句容易引起歧義，我親自去北京與作者一起將這組詩修改到圓滿為止。
在北京，為了找到顧城，我借宿《詩刊》社，多次與他的父親、詩人顧工通話。由于顧城常常不在家，終于和他聯系好第二天上午會面，可惜當晚由《詩刊》社為我代訂去上海的機票已買妥，錯過了那次見面的機會。
我匆匆趕到上海時，先拜訪了黎煥頤、王也、周民等人，又趕到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去找許德民、徐芳等人，在那里結識了好多作者，組來了一大批大學生詩稿，并為他們編了個專輯。
《詩潮》刊名是請艾青題寫的。一批重出詩壇的著名詩人為創刊號題詞祝賀。此后的各期刊物上，韓作榮、徐剛、葉文福、昌耀、李松濤、王鳴久、郭曉曄、葉延濱、楊煉、顧城、陸健、柳沄、林雪、閻月君、丁宗皓、李犁、巴音博羅、田永元、黃恩鵬等一批年輕詩人，都有力作發表。而原在《芒種》的“青年與詩”欄目過渡到《詩潮》后，每期都請詩人、好友韓作榮代約老一輩詩人艾青、臧克家、嚴辰、呂劍、田間、徐遲、鄒荻帆等名家題簽，以此表達對年輕詩人們的支持與關懷。
《詩潮》從第3期起，由32開本改為16開本，刊名改用了鉛字體。多年后，又請書法大家沈鵬先生題寫過刊名。
1988年5月，《詩潮》還與香港東方文化發展中心共同舉辦了一次“‘東方詩潮’現代詩歌大獎賽”，在全國引起了很大反響，許多重量級詩人都有作品參與了這次大賽。李犁、黃恩鵬、鄒靜之、伊沙等人的作品，獲得了該獎的重要獎項。
1995年1月，在《詩潮》創刊10周年時，艾青、臧克家、鄒荻帆等大家都發來了賀詞。艾青的賀詞：“愿詩潮永不停息，一浪高一浪，把粒粒散光之珍珠，推向讀者。”臧克家的賀詞：“時代巨風下，10年看詩潮，遵循主旋律，水平日益高。”
1995年7月，經國務院對臺辦批準，應臺灣《秋水》詩刊邀請，我和劉文玉、李秀珊三人代表《詩潮》雜志訪問臺灣，與臺北新詩學會就兩岸詩歌的現狀及發展前景進行了座談交流，在臺北又與《秋水》詩刊簽約，正式結為姊妹刊物。
1998年底，我經過沈陽市人事局批準延聘一年后，從《詩潮》主編位置上退了下來，做刊物的名譽顧問，延續至今。
《詩潮》的誕生、成長與發展，是許多人共同努力的結果。魯坎、劉文玉、吳山、林金水等人均已仙逝，我們都是當時的在場者，如今還有幸活著的人，應該用飽含深情的文字，永遠記下他們對《詩潮》所做出的努力和貢獻。往事已矣，初心尚在！
川美：《詩潮》雜志的名稱是如何產生的，這個刊名有怎樣的象征意義？
羅繼仁：先說《芒種》。1979年10月《芒種》復刊后，齊白石先生題寫的“芒種”兩個字引起許多人的回憶。王蒙、從維熙、孟偉哉等大家紛紛寄稿，每期刊物的四封都有美術家韓美林的畫幅，《芒種》在文學界的影響是有目共睹的。其間，一方面是全國文藝界的大好形勢和文學期刊的大發展局面；而另一方面，“左”的思想影響還存在，有人強烈要求《芒種》更名。迫于當時的形勢，編輯部全體人員坐下來商議如何選取《芒種》的新刊名。
當時，哈爾濱市文聯將《哈爾濱文藝》改辦成三本刊物，即《小說林》《詩林》《譯林》，已經正式出版，由哈爾濱文藝雜志社統一領導。在他們的啟發下，編輯部決定將《芒種》也辦成三本刊物，即《小說潮》《詩潮》《譯潮》，保留芒種文學社領導。經過向省委報批，同意將《芒種》更名為《小說潮》，創辦《詩潮》，沒有批準《譯潮》。而《小說潮》僅辦了一年，由于刊名與全國小說刊物大同小異，發行量銳減，一年后不得不恢復了原來的刊名《芒種》。由于《芒種》多年的影響和編輯部內部改革，刊物辦得風生水起，近年被評為全國優秀期刊。
《詩潮》得天獨厚，在幾任主編和編輯部全體同志的努力下，一直辦了下來，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刊齡。刊物銳意創新，始終堅守自己的辦刊理念，多年被評為“中國最美期刊”“遼寧省一級期刊”。
至于《詩潮》的名稱有何象征性意義，無論從字面上理解，還是面對當時新詩發展的大好局面，都與詩歌的澎湃之勢有關，當然其中所含有的“新詩潮”因素也就不言自明了。
川美：您的編輯生涯中扶持過無數詩人，也結交了許許多多詩人朋友，請講述一件最令您終生難忘的故事。
羅繼仁：多年來，通過詩歌這條紐帶，我結識了全國許多老中青詩人和詩評家，有的在詩之外還成為多年至交。他們中有些人已經故去了，而今一直還疼在我的心里。
記得《芒種》復刊時，許多詩人寄來了詩稿。在來稿中我選中《詩刊》編輯韓作榮寄來的一組詩，其中有幾首無論是題材、構思、語言表達都勝人一籌。但作為一組詩發表，我又覺得分量不足，便決定先留下來，并請詩人再補充新作。經過一段沉淀后，他又寄來一些新稿，我優中選優，最后完成了這組詩的編輯工作，作為頭題發表后，無論是作者和讀者都反映極好。他后來在多個詩歌場合講起這件小事，當成如何做好編輯的先例，使我備受感動。
韓作榮是個重情義的人，我每次去北京組稿，他都盡可能地到車站接我。有一年冬天，天氣極寒，我一下車，便看見他披件黃色軍大衣，在寒風瑟瑟的站臺上等我，見面后便又與徐剛、葉文福等人一起歡聚。也是在這一次，我和作榮還有了件“搶稿”的趣事。
這年八九月份，遼寧盤錦市領導約請幾位大詩人訪問盤錦。此行后，徐剛寫出一首800行的長詩《大蘆蕩》。我記得在這次見面聊天時，徐剛詩興大發，朗誦了他這首長詩的片斷。那鏗鏘有力的詩句打動了在場者：眼前是蘆花飛揚，一排排茁壯的蘆葦像無畏的戰士，護佑著北方神圣的土地。也許是被徐剛的詩句所感染，大家一時反倒沉默無語。
稍后，已是《人民文學》副主編的韓作榮首先表態，他說這首長詩《人民文學》可發，但限于篇幅太長，要刪減一部分。我見此機會，立馬表態，向徐剛索要這首長詩，并保證在一期刊物上全文發表。徐剛、韓作榮和我相互打量了好一會兒，誰也不先言語。最后，是徐剛說出來自己的想法：“《人民文學》如不能全文發表，那我同意給《詩潮》！”韓作榮猶豫片刻，笑著說：“老羅是兄長，那就給《詩潮》吧！”我便當即約他寫一篇推薦文章，他答應下來。不久，他的《根的意識與寫作狀態——讀徐剛隨想》一文，便與這首長詩同期發表出來。這首長詩可謂《詩潮》的扛鼎之作，也是《詩潮》自創辦以來發表的一首最長的詩，詩與文章同發，反響極好。事后我為跟作榮“搶稿”稍有不安。作榮反倒跟我說：“北京你不方便來時，有事或要組誰的稿子，告訴我，我來辦！”
韓作榮雖已離去多年，但友情仍深藏于我心中，這件往事也還歷歷在目。
川美：如果用三個詞語概括一位優秀詩歌編輯最重要的品質，您會首選哪三個詞語？
羅繼仁：甘于寂寞，沙里淘金，淡泊名利。
老詩人賀敬之在一次訪談中稱我“不為名，不為利，為中國詩歌事業發展辦詩刊，默默無聞做貢獻，是個好同志啊！”
我的編輯同行、老友、魯獎獲得者郁蔥，在《示友書》中寫道：“一期一樹，百期一林。我能感覺到，好多人的名字上，有你的指紋和體溫。”
詩人、作家高深曾在《文藝報》發文，稱譽我為“北國詩壇的拓荒犁”。
詩人、作家邢海珍、王鳴久、莊偉杰、賈桐樹、趙欣、馬寶山等都寫過這樣的文章。我想，這些評語、形象比喻和文章，不僅僅是對我個人，也是對所有好編輯的最大肯定和褒獎吧！
川美：《詩潮》早年設有“遼寧青年詩人現代詩展”“遼寧中年詩人展”“遼寧散文詩新作展”等欄目，力推省內詩人詩作，為扶植遼寧詩人群落發展起到推動作用，特別是一些本土青年詩人由此走向廣闊的詩歌天地，成為國內有影響力的優秀詩人，請您談談這方面的經驗。
羅繼仁：《詩潮》要辦得好，首先離不開沈陽這塊詩的土壤。當年，沈陽轄區內新民縣、遼中縣、鐵西區、蘇家屯區、和平區、沈河區、大東區等，涌現出一批具有一定潛質的年輕詩作者，他們依托沈陽市群眾藝術館和各縣區文化館，舉辦詩歌講座、詩賽等一些活動，使他們脫穎而出。佟雪春、金旭升、齊世明、張欣、劉振明、弈國康、張瑞、弈煥力、孫大梅、譚延強、孫文成、尹作禮、王安杰、莊偉、祝閱武、趙春梅、芳竹、王春芳等，以及在沈城駐軍的青年詩人毛秀璞，以歌頌張志新的詩作《你回來了，化做一只白天鵝》，也加進了這支隊伍。
當時，遼寧省作家協會主辦的《當代詩歌》首任主編是方冰先生，刊物的影響面較之我們有一定的優勢。但《詩潮》每期由郵局發行，發行量有更大的優勢。為擴大《詩潮》在全省乃至全國的知名度，展示遼寧中年詩人群體的創作實力，我們捷足先登，于1988年一、二期和三、四期各分兩卷，首先開辟了“遼寧青年詩人現代詩展”。上卷，有丁宗皓、麥城、周宏坤、力踐、閻月君、馮金彥、西岸、劉興雨、老橋等人的作品；下卷，有楊春光、林雪、姜維平、李犁、侯多野、關鍵、華卓、楊軼春、孫文成、刁斗、董學仁、曲楓、苗強等人的作品。
《遼寧中年詩人展》也分上下兩卷，其中有厲風、解明、劉秋群、劉鎮、高東昶、佟明光、郎恩才、岸岡、李廣澤、劉文超、胡世宗、于宗信、湯煬、薩仁圖婭、丁曉翁、王守勛、孫旭輝等人的作品。阿紅、胡世宗等還為這兩個專輯寫過評論文章。
1989年一、二兩期，《詩潮》又推出《遼寧散文詩新作展》，其中有于宗信、王敏、王立明、黃恩誠、黃恩智、黃恩鵬、羅力夫、王兆琪、佟雪春、森森、安石等人的作品。
此后，這一大批作者大都參加了全國、省市作協組織，有的成為新聞媒體的領導者，有的從事專業創作或做了編輯同行。
川美：介紹一下您主編的《中國詩人》。其中“詩人雕塑”欄目，用照片呈現詩人的生活、旅行、交友、參加詩會、個人成就等，以此講述詩人的故事，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您認為一個好的欄目在刊物中可起到怎樣的作用？
羅繼仁：《中國詩人》作為一本雜志性的圖書，最早創辦于上海，影響很大，著名詩人雁翼、黎煥頤親自主編。詩壇大家艾青為之題詞：“這個詩叢應當是既繼承現實主義傳統，又吸取現代主義新思潮，成為具有中國現代詩人特色和時代精神的詩歌園地”，對《中國詩人》寄予了厚望。
1999年8月，我從上海接辦了《中國詩人》詩刊。我雖有多年編齡，但編輯這樣一本刊物，自覺有些力不從心，好在有眾多詩友、企業家的支持，終于辦了下來，而且一辦就是23年。《中國詩人》想要在眾多詩歌讀物中占有一席之地，實屬不易。當然，它也有自身的優勢，除了刊名的特點，每期均有200多頁的版面，萬字評論文章、長詩等可以一次性發表出來。此外，刊物以書店、郵局、自辦等形式公開出版發行。
《中國詩人》一路走來，擁有廣大的讀者群和作者群，刊發的作品有多篇獲過魯獎、省部級獎項和被文摘類報刊轉載，其中馬新朝的《幻河》、林雪的《大地葵花》（部分）、李松濤的《黃之河》等，都是在《中國詩人》首發。著名詩人洛夫的長詩《漂木》，也是作者投稿本刊主編，首發在這本刊物上的。
復刊的《中國詩人》還分別舉辦了創刊25周年、30周年的大型紀念活動和三屆年度獎的頒獎活動，國內外新媒體新華網、中國網、人民網、中國作家網、中國詩歌網，以及《南方日報》《沈陽日報》《綏化日報》《國際聯合報》等，都在第一時間進行了報道。
為了擴大《中國詩人》對外的影響，2015年，在著名詩人雁翼故鄉河北管陶建立了“中國詩人創作基地”；2019年，在秦皇島與思仁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創建了橡樹嶺“中國詩人角”，詩壇泰斗賀敬之親筆題寫匾名；2019年，《中國詩人》與世界華語聯盟署下《季》詩刊建立了合作關系；2021年，《中國詩人》在中央電視臺舉辦的《智慧中國愛我中華》“CCTV全球愛華詩歌春晚”大型公益文化活動中，榮獲“最具傳播價值媒體平臺獎”。
設置“詩人雕塑”這個欄目，想通過詩人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照片，形象地展示出詩人的成長歷程和創作成就。健在的老一輩詩人、魯獎詩歌獎獲得者及在全國有影響的詩人，都在遴選之列。這個欄目先后為全國幾十位詩人做過“雕塑”，包括牛漢、鄭敏、蔡其矯、屠岸、曉雪、高平、沙白、梁上泉、趙愷、苗得雨、韓作榮、王燕生、芒克、傅天琳、高洪波、黃東成、黃亞洲、葉延濱、梁平等；對個別有成就的詩人，如流沙河、食指，由于資料不全，編輯部派專人去家中采訪拍攝。由于欄目獨樹一幟，令人耳目一新，深受廣大讀者、作者的歡迎。
一個好的欄目設置，既能突顯出刊物與眾不同的特點，還會迎來更多讀者的青睞。現在有的詩歌刊物，在欄目設置上大同小異，上刊的作者群體也都變化不大，這也許是被讀者所冷落的一個原因吧！
川美：您2000年被中共沈陽市委、市政府授予“沈陽市百位文藝名家”榮譽稱號，2013年榮獲《中國詩人》特別貢獻獎，2014年榮獲中國散文詩等多家媒體聯合舉辦的赤峰市“首屆玉龍藝術獎”詩歌編輯終生榮譽獎，2015年榮獲第三屆（2013一2014）中國當代詩歌貢獻獎，2017年榮獲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院等單位頒發的“中國新詩百年全球華語詩人詩作評選百位最具影響力詩人”獎。您最看重其中的哪一個獎項？如果一個人可以為自己的一生頒一個獎，您最想給自己頒個什么獎？
羅繼仁：做編輯工作這些年，上過各類辭書、獲過多項榮譽證書，被多家（刊物、團體）聘過顧問。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第一屆理事。這些榮譽和各種獎項，對我而言，都已經是過去時。
回憶我的編輯生涯，大都是在遼寧沈陽度過的。是這里給了我好的工作環境和生活待遇，我感恩這里領導的關懷與支持，感謝多年支持我編輯和主編過三家期刊的廣大讀者和作者群。能得到中共沈陽市委、市政府授予的“沈陽市百位文藝名家”榮譽稱號，是對我最大的褒獎。當然我也很感謝那么多文藝單位和期刊給我的各類獎項，有的獎是讀者、作者、網友在網絡上一次次投票選出的結果，我感謝他們！
我雖工作在北國詩壇，但我畢竟是中國新詩的在場者。在中國新詩百年中，我徜徉其中60余年，被西南大學等單位授予“百位最具影響力的詩人”，我很自愧。但如你所問：如果每個人一生中給自己頒個獎的話，能授予我個“職業編輯”成就獎，我還是能擔當得起的。
川美：您的編輯工作橫跨了新舊兩個世紀，作為中國當代詩歌發展的見證者、推動者，您對廣大詩人尤其年輕一代詩人的寫作有什么建議？
羅繼仁：我國詩壇的生態環境到底怎樣，有的說自盛唐之后，如今是詩歌最繁榮、最發展的階段；也有的說當下詩歌，大家少，好詩少，快餐式作品多，是個平庸的時代。
對當下新詩的評判，每位在場者都可以各抒己見。但有一個現象，即在讀者中爭論多年的“現代詩看不懂”的話題，現在很少有人再提起了。
自“口語詩”充斥詩壇之后，詩壇一下子熱鬧起來，包括一些主流詩刊發表的詩歌，大致如此，許多詩愛者的公眾號、朋友圈里，也鋪天蓋地地發表這些“口語詩”。
我不反對“口語詩”寫作，詩歌從“小眾”變成了“大眾”是個好事，但創作無難度，隨意性太強，語言膚淺，意趣寡淡，小情小調，也是不容忽視的弊病。一首好的詩歌，結局很重要，更要有情懷，有意境，有味道，有嚼頭，能給人以啟迪。用艾青的話說，“詩人必須敏感地抓住契機，走在時代的前沿”。我想，“口語詩”寫作也不應例外。
在這里，我還想提一下目前的詩歌評論，許多文章寫得越來越學者化、圈子化了；越是詩歌理論性的文章，離廣大詩歌讀者越遠。許多評論文章里，大段引用外國詩人對詩的論述，好像只有這些外國詩人的理論闡述，才能指導中國新詩的發展。用這些學院化的評論文章來評判、指導中國新詩，我總感到有些文不對題，南轅北轍。
在眾聲喧嘩的互聯網時代，詩歌進入了高速廣泛傳播的快車道，準入的門檻兒低了，編輯嚴格把關的力度弱了，但寫詩的人多了，與大眾文化的距離近了，網絡的自由性打破了紙刊一統天下的局面，改變了詩歌發展的整體格局。好的一面是人們有了更多的參與機會，詩歌正逐漸走向更大的人群，逐漸成為大眾文化的組成部分。不利的一面，就是沒有難度的詩歌在低層次寫作者筆下無限制地泛濫，詩失去了應有的規范。好詩被淹沒，造成了詩的價值的流失，這也是不能不引起重視的現象。
紙刊對于詩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在大眾寫作的時代，紙刊的穩定性、權威性可以起到一定的引領與規范作用，在詩的前行之路上，紙刊的作用不可替代。當然編輯是關鍵，好刊物是好編輯辦出來的，編輯的精神操守、責任擔當、藝術眼光至為重要。至于年輕詩人，最好不要跟風走、趕潮流，要有精神定力、藝術定力，切實注重接續中國優秀文化傳統，吸取西方文學藝術精華，千錘百煉，精益求精，集中精力把詩寫好，既無愧于時代，也無愧于對繆斯的追求。
謝川美，謝謝詩界的新老朋友們！
（2022年9月）
作者簡介：
羅繼仁，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創會理事。曾任《詩潮》雜志主編、《中國詩人》主編。1950年代中期開始發表作品，曾在《人民文學》《鴨綠江》《芒種》《詩選刊》《秋水》《萄萄園》（臺灣）及《人民日報》《文學報》《中國青年報》等報刊發表作品。著有詩集《大森林之戀》《愛之路》《羅繼仁抒情短詩選》，評論集《詩潮耕耘錄》《現代詩創作新論》（合著），電子圖書《愛之路》等。其中《詩潮耕耘錄》一書，榮獲沈陽市第六屆“五個一工程”獎。2000年被沈陽市委、市政府授予“沈陽市百位文藝名家”榮譽稱號。2015年榮獲第三屆（2013一2014）中國當代詩歌貢獻獎。2018年獲 “中國新詩百年百位最具影響力詩人”殊榮。現為《中國詩人》編審。
川美，本名于穎俐，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參加《詩刊》社第二十屆“青春詩會”。出版詩集《我的玫瑰莊園》《往回走》、譯著《清新的田野》《鳥與詩人》等。
主編：安娟英
編輯：意不盡網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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