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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材內容貫穿詩人的整個創作生涯，并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變化與發展，如入仕之前及仕宦早期，詩人游歷滇、黔、蜀、秦、齊、魯等地，多創作紀行詩，以記錄足跡、山川風物、歷史名勝、風土人文為主。
自榆林之行（1885），看到陜北黃沙漫天、百姓生活艱苦的社會現實后，詩人開始有意創作現實主義詩歌。尤其是綰印宰汧陽（1887）以來，國家動蕩不安，百姓民不聊生，故人接連辭世，自己亦仕途不順，諸多沖擊蜂擁而至，使詩人內心受到極度創傷。
此時，詩人的詩歌內容得到進一步豐富，以感懷國事民生、宦海沉浮和懷友思鄉的感懷詩為主，即使是與友人交游唱和亦不離上述幾類題材。
李嘉績詩歌的題材內容
一 感懷詩
感懷詩，即因事有感于懷，發而為詩。清代末期，中華民族經歷了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等等重大動亂，國家也由傳統的封建主義社會逐漸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國家局勢的驟變，使得詩壇較之以前發生了巨大變化，尤其是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李嘉績的詩歌創作亦從有感于自身延伸至有感于國家，既不斷在詩中抒發著自身仕宦、思鄉、悼亡之感，同時又書寫著強烈的憂國憂民之思。
1 喟嘆仕途
詩人現實生活的繁忙以及面對現實生活而產生的疲乏在兩首詩歌中得到了充分展現。詩人渴望拋卻塵世、購買田產，終日以詩書相伴，終老山林的隱逸生活，但這是無法實現的，遂以“安得”二字，抒其失望無奈之感。
辭官不能，又不被委以重任的現實，使得詩人常以“吏隱”自稱。吏隱，特指地位不高的小官僚詩人“居官如隱”的一種處士態度，包含著吏和隱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內容。
但李嘉績筆下的“吏隱”有著明顯不同的兩種含義，一種形容友人“吏隱”，多是羨慕其清閑愉悅的生活，另一種形容自己“吏隱”，多抒發懷才不遇之感。
2 羈旅懷鄉
詩人少小游歷，及長又官于異鄉。此種遷徙、行旅式人生，使他常懷天涯飄零之感。異鄉游歷的游子漂泊之感激發詩人的思鄉之情。詩人自小離開家鄉，或隨于滇南，或游歷滇、黔、蜀、秦、齊、魯諸地，長達二三十年的游歷生活必定充滿艱辛，故而常抒羈旅之感，如《武陟至獲嘉道中》。
輾轉為官的飄零之感激發了詩人強烈的思鄉之情。李嘉績仕途雖未經大起大落，但一生終未得重用，且常常輾轉各地為地方小吏，使其在仕途失意之感上再添宦途漂泊之感，從而催發出強烈的鄉愁。
1 悼念親友
悼亡詩貴在其情真，對于父母、子女亦未盡到相應職責，故而每遇親人亡故，李嘉績必賦詩，或增伉儷之重，或抒愧疚之感，或感悲涼之嘆。光緒壬辰年（1892），其妻楊氏逝世，李嘉績作《悲懷五首》、《重感四首》以懷。其中《悲懷五首》著重贊美妻子的德行。
詩歌前部分寫二人新婚，妻子剛入家門三日，便操持家務，侍奉老母，頗得母親夸贊，與妯娌、姊妹相處也十分和諧融洽。
贊揚了楊氏和順的性情以及勤儉持家的品行。其四，前部分寫李嘉績常年仕宦在外，家計全由楊氏操持，適逢饑荒之年，仍能將家庭打理得百無遺漏，后部分寫楊氏對母孝順至極。
詩人在贊揚楊氏德行時，也表達了身為人夫的深深歉意。光緒庚辰年（1880）至甲申年（1884）僅四年之隔，李嘉績卻兩經喪女之痛。身為人父未能陪伴子女成長，還要經受白發人送黑發人的巨大痛苦，這使心懷愧疚的李嘉績更添一層濃厚的凄楚之感。
此前詩人曾評王廉生“字”有忠義之氣，由此可見真乃“字如其人”也。其二寫詩人得知友人亡故后的痛心疾首。此二首詩歌雖是悼亡友人，卻是融國家衰敗、詩人仕途不順于一爐，使詩歌既富個人之情，又滿含家國之感，增加了悼亡詩的厚重感。
2 感懷國事
處于社會動蕩之際，詩人的“心”總是與時代、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常在詩歌中記錄內憂外患之事，傳達現實的憂國之思。然而，當詩人的憂國之情在現實中無法排解時，他便走向歷史長河，在古人古事中，尋求心靈慰藉。
少時的戰亂經歷，使李嘉績具有主動記錄時事的意識，此后，雖然于邊遠之地為官，但其身心卻仍與時系之，對時事有頗多記載。
面對朝政積弊、政局巨變，詩人尚不能有所作為，便轉向歷史，借古之人事嘆今之國事，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懷古人，以抒發自己雖有心報國，卻不被重用，報國無門的感傷以及國家危難之際無人可用的悲痛。
詩人每拜謁古人祠墓，蒙恬，一代名將，被趙高等人陷害入獄。首句，寫蒙恬臨死仍關心國事，向使者積極諫言，卻不被轉達。第二句，寫蒙恬以為是因自己修建長城而割斷地脈，所以天要亡之。
此時詩人表示“非也”，“非關地脈厭將軍”，是李嘉績對蒙恬這一英雄人物的同情與肯定。詩人寫蒙恬既有因現實無人，而詠懷之，亦有借蒙恬諫言不被傳達以喻自己不得志之意。
光緒庚子年（1900）八國聯軍侵華，不僅對中國實施燒殺搶掠，給百姓帶來空前災難，更是要挾清政府簽訂各項不平等條約，光緒辛丑年（1901）簽訂的《辛丑條約》便使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此后國家愈加積貧積弱，朝中已無人能用。
李嘉績的詩歌理念及藝術特色
在清代末期這樣一個內憂外患、戰火頻繁的時期，李嘉績在詩歌傳統與時代的雙重影響下，提倡“轉益多師”、“以詩代史”的詩歌理念，使其詩歌在呈現出多樣的風格時，又具有現實主義意味，抒發出濃烈的沉郁悲涼之感。
一 李嘉績的詩歌理念
李嘉績雖未撰寫專門的詩歌理論，但他憑借自己豐富的創作經驗，仍總結出一套切實可行的學詩、作詩理念，并將其付諸于實踐。
在學詩方面，李嘉績主張“轉益多師是汝師”，強調集眾家之所長；在作詩方面，提倡“以詩記史”，用詩記錄時事與民生，以反映社會現實，體現出強烈的“風雅”精神。
1“轉益多師”的主張
在具有濃厚復古氣息的詩壇的影響下，李嘉績學詩主張“轉益多師是汝師”，提倡集思廣益，博采眾論，集各家之長。他早年并未明確表達過自己的學詩主張，至光緒辛丑年（1901）此詩作與其子承培，教其學詩、寫詩之法，也從側面反映出詩人一貫遵循的詩歌理念，即“集思廣益間，眾論宜博采”，就是詩人一貫踐行的“轉益多師”的學詩主張。
李嘉績本人不僅提倡“轉益多師”，還有十分鮮明的師法過程。早年，即入仕之前，游歷各地，學詩尤重清初大家，如以詩詞妍雅著稱的朱彝尊、王世禎。李嘉績既學習二人詩歌用韻，如《霸橋口占用漁洋山人韻》等，又極力效仿二人妍雅、清遠的詩歌風格。
李嘉績一生師法多人。早年以清初朱彝尊、王漁洋等用詞妍雅、境界清遠的詩人為主要學習對象；壯后，師法唐宋諸家，尤以學杜甫、杜牧、陸游、范仲淹等寫實主義的詩人為多。因前后師法對象風格迥異，李嘉績的詩歌風格也呈現出鮮明的階段化特征。
2 “以詩記史”的觀念
其所收詩歌確具詩史性質無疑。如此種種皆體現了詩人對“以詩記史”的詩歌創作觀念的提倡與有意識踐行。
詩人雖是有意識地積極踐行“以詩記史”的詩歌創作觀念，但其詩歌創作數量及詩歌內容在入仕前后仍有較大差異，即數量上呈現出由少到多的趨勢，內容也表現出由單一到多樣的變化規律。
李嘉績詩歌對社會現實的摹寫，主要體現在對時事的記載以及對民生疾苦的反映兩方面。首先，記錄時事。李嘉績除記載國家內憂外患之大事外，還敘寫諸多朝政小事，尤以需要地方官員參與之事，記載頗多。
諸如，光緒戊戌年（1898），奉檄種樹、植桑，作有《種樹》、《植桑》、《后種樹二十四韻》等詩。李嘉績對國家大事、小事的記載，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對國家現狀的整體記載。其次，記錄民生。李嘉績既再現了清末蕭條衰敗的社會現實，又記錄了惡劣的自然環境、殘酷的戰爭、繁重的徭役賦稅下的百姓生活的慘狀。
二 李嘉績的詩歌藝術特色
后期仕宦之作質量上乘，最能代表李嘉績的詩歌創作成就與詩歌風格特征。故下文在整體把握詩人詩風轉變情況的基礎上，以仕宦后的詩歌作品為藍本，論述李嘉績詩歌的總體藝術特色。
1 多變的詩歌風格
李嘉績學詩主張“轉益多師”，他早期學國初諸家，后期學唐宋。因前、后所學諸人風格迥異，李嘉績詩歌也呈現出階段化特征，即未仕時學清初“朱王”二人，詩風妍雅；入仕為官后以學唐宋詩人為主，尤以現實主義詩人居多，詩風質實。當然，李嘉績詩風由妍雅至質實的轉變并非一蹴而就之事，仍存在一個過渡期，即詩人入秦為官后至宰汧陽之前。
此心時眷顧，流涕向王程。”用質實的語言記載了當時群盜頻發的混亂社會。此時詩歌題材內容已不再局限于山川風物，風土人情，而呈現出以詩歌記錄社會現實的傾向。詩歌語言也逐漸洗去妍雅綿麗之習氣，呈現出質實的風云之氣。
2 沉郁悲涼的情感基調
李嘉績一生常懷個人、國家、民生之悲，將此三大悲情融于一身，是其詩歌沉郁悲涼最為主要的原因。壯后，李嘉績追逐名利，志向遠大，報國之心熱烈，但終生只為地方官員，未得重用，使其深感前途無望之悲。
李嘉績言“我與斯民共憂樂”，其身在官，其心以百姓之憂樂為己之憂樂。在官期間雖多為百姓謀實事，然與自然災害、戰爭、朝廷苛政所帶來的破壞程度相比較仍屬杯水車薪，百姓生活依舊是水深火熱。詩人面對此狀，不免悲從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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