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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莫內達的詩歌，內容厚重，節奏鏗鏘，既描述記憶的真相，又將思想化作音樂之聲，以詩歌的形式見證歷史。同時，加莫內達并沒有給予“見證詩學”絕對的信任，而是在“見證”與“不見證”之間保持開放性的追問，在悖論中展演歷史與詩學的張力。
西班牙語詩歌，對于中國新詩來說，無疑是一個隱秘的傳統。洛爾迦、塞爾努達、巴列霍、聶魯達等熠熠閃光的名字，已成為幾代中國詩人精神圖譜上的光點，指引著不同的新詩路徑。而作為西語詩歌的現役代表，相較于偉大的先輩們，年屆九旬的安東尼奧·加莫內達，顯得有些“姍姍來遲”，不過，這也許恰恰表征了他詩歌的獨特之處。
安東尼奧·加莫內達，西班牙詩人，著有長詩《描述謊言》等多部詩集和詩選匯編《這光芒》（1947-2004），曾獲西班牙語世界最高文學獎塞萬提斯獎等。
對記憶和歷史的打撈
安東尼奧·加莫內達生于1931年，曾獲塞萬提斯文學獎等多項文學獎，一生致力于詩歌事業。考諸詩人生平，加莫內達深受“貧窮的文化”的滋養，歷經西班牙內戰等多個動蕩歷史時期，生活與歷史的重壓是加莫內達現實和記憶里的夢魘，詩歌就成為他最有效且最激情的抗辯武器。縱觀其一生詩選，他的詩歌創作與個人經驗始終一體兩面，或者說在他那里，無論歷史的風云怎樣變幻，詩歌必須如一張堅韌的網，從不斷消失的記憶之河中打撈過去的碎片，哪怕記憶干涸，無物可捕，也要保留詩歌那一打撈的姿態，以期留下某種“見證”，盡管這些回憶與見證在新時代面前顯得悲壯，乃至尷尬。
緣于特殊的歷史境遇，在詩歌生涯早期，加莫內達就確立了自己的寫作意識——一位見證者的形象，但這一“見證”卻帶著明顯的詭異與荒誕：
與其說是“見證”，不如說是“不見證”，因為只有“穿過”的姿勢，而“什么”都沒有。但在政治高壓面前，僅僅“穿過”或許已是最好的見證方式，盡管“什么”都無法“告訴”，卻留下了死者的面孔與死亡的場景，那一片故意空白的“什么”，也為未來的回憶提供了填補的可能。可以說，加莫內達為自己后來的詩歌寫作預留了一個位置，并形成一種延宕的詩學，一旦外部歷史重新開始，回憶變得合法，內心深處的記憶將沖決而出，在意象的急流中，引發一場詩歌形式的裂變。
長詩《描述謊言》便是上述見證與記憶的產物，它作于佛朗哥統治結束后，被視為加莫內達的“成熟之作”，詩人由此建立了自己最具個性化的風格。當年在歷史現場“穿過寂靜”的見證者，如今“將歲月置于眼中”，開始重新講述記憶。在《描述謊言》及以后的詩作中，“看見”、“觀看”、“傾聽”、“回憶”便成為關鍵詞，正是對記憶和歷史的不斷打撈，過去的味道、聲音與場景漸漸顯影：
加莫內達采取了瞬間定格與特寫鏡頭的方式，將早年的空白一一增補、放大，從而呈現出超現實主義的并列效果，使得記憶中的一切如同靜物一般，表面不動聲色，但又在字里行間傳遞著歷史的恐怖氣氛。一方面是上衣、飯碗等切身之物，一方面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間諜們的觀測”，在個體記憶與民族歷史的交織中，詩人總能在場景閃回與意象拼貼的不經意間刻畫記憶的詭譎之處：“鴿群升起在警察行動的上方”，“雨燕在陽臺上觀察服刑”。而“鴿子”和“雨燕”最終成為詩人回看歷史的視角——“一張張面孔到來”，“我只看見死神寢室里的光芒”。這決定了加莫內達的詩歌體式，以《描述謊言》為代表的中后期詩作，構造了一種介乎詩歌與散文詩之間的散體詩歌，正如歷史真實被打散在記憶中一樣，詩行也呈散裝狀態，在連續與斷裂間游移，以達成對記憶碎片的即興、隨時抓取，但全詩在回顧式的死亡視角中，又統一于一種嚴肅的語調，形成某種整體風格。
《加莫內達詩選》
作者：安東尼奧·加莫內達
譯者：趙振江
版本：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1年1月
描述即謊言，見證即忘卻
《描述謊言》等詩意象密集，節奏有力，不過正是在快速的意象替換中，詩的主旨愈發顯得晦暗不明，歷史的畫面時時模糊不清，加莫內達自己也意識到這種張力之下的尷尬境地——在“描述”“謊言”之時，“謊言”已內在于“描述”中，或者“描述”這一行為本身就需要被質疑。詩人捕撈記憶，結果是“現實在這雙唇上逃逸，這雙唇只在無形的形體上是行家”，歷史真實在詩人的賦形過程中不斷掙脫，詩歌的雙唇無法說出有形的記憶。但即便通過“語言”說出“我的話語”，而“語言是惡毒的，可它是我身上的脂肪”，這話語便開始制造謊言：“非人們所說之事而是話語本身，其溫暖的呼出宛似愛情。”描述“謊言”的話語取代事情本身引導著人們關于歷史的切己體認，因此，“描述謊言”也是對謊言的遮蔽，關于“謊言”的“描述”同樣是一種“謊言的深刻：我的行動都在死亡的鏡中。”詩人以詩見證歷史的同時，也表現出對“見證詩學”的深刻懷疑，見證與描述都處在歷史與死亡的鏡中，而非歷史與死亡本身，不具備天然的優越感與合法性。在這一點上，加莫內達既是自我否定，也如同他筆下那些犧牲的“英雄們”，“在愚蠢的門檻上依然清醒”。
在“描述”與“謊言”之間，在見證與忘卻之間，存在一個悖論：描述即是謊言，見證即是忘卻，橫亙在歷史的召喚與自我的應答之間，使寫作主體處于兩難境地。隨著年齡增長，歲月流逝，記憶變得模糊，歷史逐漸碎片化，加莫內達痛切地認識到一種危險的消逝：“現在最后的面孔已離我而去”，但在消逝中，歷史上的犧牲者們仍在要求“現身”，要求幸存者的描述與見證：“受折磨的頭顱將我觀望：它的/乳白色在燃燒，像被俘的閃電一樣。”當詩人試圖回應這種召喚，卻發現，語言的盲目性和詩歌的無力感：“如同肝火，盲目的話語隱藏于自身。/在你的語言中有黑色的結。”面對召喚，詩歌只剩下一個徒勞而悲壯的應答姿勢，加莫內達覺察自己又回到了早年那種“什么”都沒有的“不見證”之中：“我是我，毫無疑問：唱而無聲，坐下來觀看死亡，但只看見燈盞、蒼蠅和葬禮飄帶的神話。有時，在靜止的傍晚吶喊。”“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無法言說，只徒然保有一個靜止的吶喊姿態。
歷史與詩學的張力
在寫《描述謊言》時，加莫內達就已經意識到了與現實的錯位、不合時宜，自己就像“一位高明的旅行家，道路在他的腳步前解體，城市改變了位置：他并未迷失，但是他的確感到憤怒和徒勞往返。”但是，當時代進一步轉化，城市的位置進一步改變，堅信自己“并未迷失”的“高明的旅行家”也會重新審視自己究竟身在何處：
歷史的創傷與消費和欲望的景觀（廣告、安全套、工業用油）并列一處，記憶被修改、被奇觀化，詩人產生了深刻的自我懷疑和震驚感：“我是在用自己的眼睛看嗎？”加莫內達干脆舉手承認：“這就是老年”，“唯一的明智是忘卻。”但是，在一個記憶大面積退卻，犧牲的意義被消費把玩的年代，如果重提“詩人何為”的問題，大概也只能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既是詩人的宿命，也是保持底線的責任。就像加莫內達，面對外孫女的疑問（也是詩人自我的疑問）：“外公，你像一只老的鳥兒那樣呼吸，散發著腐朽花兒的味道。你怎么保存了那么多的淚水？”詩人只能坦陳，“是的，我累了，而且不知道或不重視倘若不是她的眼光，我會何等的神采奕奕”，“當我的疲憊結束，賽希莉亞就聞不到腐朽花兒的味道了。”即使在新一代面前，歷史、記憶、詩歌已是疲憊不堪，像一朵腐朽的花兒，但內里依然神采奕奕，等待重新開放。
加莫內達的詩歌，內容厚重，節奏鏗鏘，既描述記憶的真相，又將思想化作音樂之聲，以詩歌的形式見證歷史。同時，加莫內達并沒有給予“見證詩學”絕對的信任，而是在“見證”與“不見證”之間保持開放性的追問，在悖論中展演歷史與詩學的張力，也正是在這種辯證的求索中，作為詩人，才會屹立在過去與未來面前，接受他者的審問。
撰文｜婁燕京
編輯｜張進
校對｜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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