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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之下，學科類培訓機構被嚴格監管，但一些培訓從業人員借“高級保姆”“住家教師”的形式，換個“馬甲”在市場自由流動。
據媒體報道，一些家政公司為這部分人員貼上“985畢業”、“碩士”、“英專八級”、“海歸”、“教師資格證”等漂亮標簽，可提供從早起叫醒、上下學接送到學科補習的服務，偶爾也充當司機和采購員。在上海地區，有資歷的老師月薪可以開價3萬元甚至更高。
步韓國老路？
“雙減”的全稱是《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 主要就是減少孩子的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
新政規定校外培訓機構假期不得上課，學科類和素質類教育培訓機構不得上市等。
其實早在19世紀70年代，韓國就開始嘗試這方面的教育改革了。
朝鮮戰爭后，韓國經濟高速發展，并且連續七年GDP增長率超過10%。在穩定的政治環境和騰飛的經濟營造出的安全氛圍中，人們的目標轉移到了使孩子獲得更好的教育上來。
競爭造成了很多家長不得不把孩子送進培訓機構，而孩子們也在這樣的重視下，也是不堪重負。相應的，也就有越來越多的人呼吁教育公平和教育減負。
在這樣的呼聲下，韓國政府規定校內的在職教師不準做家教，更不準在培訓機構兼職等一系列措施。
從1980年到2000年，政府成立了30多個專項調查隊，開始徹底的取締校外培訓機構。
校外教培機構被取締了，但上大學還是看排名，所以這種需求依然存在。
因此，有錢人就請原來培訓機構的輔導老師到家補習。 而這樣的結果就是考進名校的學生大部分來自富人家庭。
教育改革的本意是為了教育公平，沒想到卻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
2000年之后，越來越多的中下層家庭很多中下層家庭意識到這種教育改革的不公平，強烈呼吁開放校外培訓。
迫于壓力，韓國政府最終決定允許校外培訓，一切又重回起點。
以史為鑒，貫穿這場博弈的雙方便是政府追求的全民教育公平和來自民眾的教育焦慮，教培機構則扮演了工具人的角色，被這場博弈牽制。
由此，如何理解家教會披上家政的外衣,甚至在上海地區，有資歷的老師月薪可以開價3萬元甚至更高的事件呢：
——“但上大學還是看排名，所以這種需求依然存在。”
—— 家長表示：現在都挺好的，到高考的時候還能笑得出來嗎？
回顧1980年到2000年韓國改革的事實， 能讓人們放下教育焦慮的還是人才選拔制度。
如果上學還是唯分數論的中高考制度不能改變，校外培訓這樣的需求就永遠存在，市場將永遠會找到辦法來迎合這種需求。
但是我國的“雙減”政策真的會步韓國的老路嗎？如果是，那真是一個悲傷的故事。
“雙減”如何有理
“雙減”作為教育領域的改革措施其底層邏輯在于經濟基礎的變化。
到2013年，我國GDP接近10%的增長率已經持續了30多年。這與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息息相關，比如房地產業興起、產業鏈轉移、城鎮化以及人口增長等。
但是隨著我們離發達國家的距離越來越近，經濟增速逐漸放緩，這些紅利也正在消失，急需我們開辟一條新的道路，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這是一張雙峰圖，圖中反映了我國正處的位置：實現了局部最優解的小山峰，以及需要追求的實現全局最優解的高峰。 二者之間的山谷便是我們必須要克服的發展瓶頸。
因為局部最優解提供的GDP是用富人的收益覆蓋了大部分普通人收益的帶有虛幻色彩的平均值，因此我們需要調整頭部，傾向普通人的滿足，將有限的資源分配給更多的人，提升大眾收益，實現經濟學中的帕累托最優。
向著E點靠近的路，是一條漫長的、不怕短期回調的、不斷觸動利益的，回歸本質的道路。
打擊教培機構，保障教育資源對大多數人公開公正也正是其中一步。
教育是國之根本，一旦與資本掛鉤，就會被卷入殘酷的市場競爭中，最終變為價高者得的“教育資本”。
原本公平的隨機分配的教育資源變成了價高者得的拉大貧富差距的教育資本，而家長們則在無形中承擔了前后產生的“差價”。
在發達國家，富人壟斷教育資源的現象十分明顯，出身富裕的人往往幾代人都是名校畢業，他們通往成功的路也比普通人更平坦。也正應了那句話：你奮斗一生的終點不過是別人的起點。
“雙減”政策所要做的并不是砍掉或者減少教育資源，而是解放被資本攥在手里的“教育資本”，正式把人們拉回到同一起點，盡力去保障大部分人的利益。
結語
“教育不是把籃子裝滿而是把燈點亮”，每個孩子都值得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們更應該去探索自我，了解彼此，而不是相互競爭。
參考資料：騰訊網、b站
文編：馬海燕
美編：張童
推廣：朱煜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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