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女少將同我軍司令員苦戀三年終分手

胡蘭畦是我國現代史上一位有一定影響的女革命戰士,是陳毅,廖承志,宋慶齡,何香凝的好友,在民族危亡時刻她同許多優秀中華兒女一道,努力奮頭一生.在抗戰中受蔣中正李濟深委任,任少將指導員.

她在回憶錄里記寫了同新四軍一支隊司令員的戀情:

我和陳毅在一九三七年冬訂過婚，這事新四軍的項英等同志知道，陳毅的父母也知道。但是，以前我一直沒有講。因為考慮到這是我和陳毅之間的私事，他已是在國內外知名的共產黨將帥，怕講出來影響不好。

......

一九三七年底，我在南昌向一些流亡學生報告上海撤退的經過時，忽然見到陳毅來到，我急忙結束報告，走下講臺。十年不見，格外激動，我們緊緊握手，高興得淚花直轉。我跟著他走出學校，一直走到新四軍辦事處——月宮飯店。我急于想知道他經過三大暴動，五次反‘圍剿”，是怎么活出來的。他卻給我大談黨的統戰政策的正確，然后才談到他經歷的種種艱險事情。我也把這十年我的情況告訴了他，并談到了與陳夢云離婚的事。他認為陳夢云雖沒有出賣朋友，但沒照著我們分手時商量的路走，因而贊成我與陳夢云離婚。

這一夜，我們談了很多，很多，傾誠而談，滔滔不絕，時間過得特別快，不覺窗外天色已經大明了。

我與陳毅相識十多年，最初只是朋友和同志關系，沒有想到其他。他在江西打游擊時，很久沒有消息。許多人以為他犧牲廠，因此在南昌突然與他見面重逢，我與他都非常驚喜。這時，我也是共產黨員，與他志同道合，比較了解，談得非常投機，真有說不完的話。我覺得早就應該與他結合在一起。而且，我已經與陳夢云分手，在婚姻上有重新選擇的自由。這樣，我們才訂婚的。對這事，我們雙方都很慎重，很認真。他寫信給他的父母，告訴亍這個決定，并在信中說： “我同她志同道合，同信仰，同工作，在幾個相同的情況下，我們訂了自首之約。”后來，他寫給父母的信，都是通過我轉去的。他一家人對我都很好。

但是，那時我隱蔽了共產黨員的身份，在國民黨羅卓英部隊領導戰地服務團，他是新四軍的領導干部。如果我與他正式結婚，就會暴露身份，不能再堅持在國民黨部隊作戰地服務團的抗日工作，項英對我說， “要維持戰地服務團的工作，這可以增強抗日力量，促進統一戰線工作的發展。”因為當時類似這樣的戰’地服務團有好幾個，都陸續辦垮了，只有我們這個服務團堅持下來，很有名氣，受到社會上的重視。這時，新四軍在名義上是配屬于羅卓英的第十九集團軍的，從統戰關系考慮，我也不能離開羅卓英部去新四軍工作。經過項英的說服，為了抗日，為了工作需要，我們只好暫且犧牲個人幸福，決定各回各的工作單位，待抗戰勝利再說。

最初，我與陳毅住地相距較近，我知道他經濟困難，常資助他買鞋襪及生活費用。

后來，陳毅去皖南，他給我寫信說： “馬革裹尸是壯烈的犧牲，從容就義是沉默的犧牲，劃1為革命犧牲個人的幸福，是最偉大的犧牲。為了革命，我們就吃這杯苦酒。假如我們三年不能結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為了革命，我們只能作這樣的決定。

分別后，當時的環境通信很困難。皖南事變后，我很擔心陳毅他們的安全。不過，我知道皖南的群眾基礎好，會支持和掩護他們，1947年，國民黨報紙大肆宣傳陳毅被炸死，在山東開追悼會，由葉劍英料理善后，說得活靈活現的。陳毅的父母很悲傷，我安慰他們，把在成都沙河堡草店子集資辦的農場，約30畝地連同房屋，兩萬元本錢，貢獻給了他父母。并說明，我們都是他們的子女，會關心他們的生活的。

后來聽說陳毅在新四軍已與張茜結婚的事，我為他高興。我是自愿為革命放棄這樁婚事的，心里也就沒有什么委屈。

上海解放后，我遇到一些坎坷，心想陳毅是了解我的，便寫信給陳毅。他沒見我，讓潘漢年跟我談話。我心中覺得很歉然。潘見我時曾說： “陳毅已兒女成群，你還找他干什么?”我聽了很生氣。是否是怕我與他重提舊事，怕張茜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他身為市長，不能不顧及某種影響?其實，我對他從沒有提出什么要求。不論他職務高低，我都相信他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此后我與他沒有再見面，是很遺憾的。

“文化大革命”中，我看到一篇文章談他的情況，便寫信給他，勸他要冷靜些。我在信上寫的名字是“陳仲弘”，外交部給我退了回來，說是“沒有此人”。

有人知道我與陳毅有過這么一段關系，，說陳毅對不起我，也有人說“是胡蘭畦有政治問題”。我想把這些情況寫清楚，主要是因為當時工作需要，客觀條件使我們不能結合。并不是誰對不起誰，也不是我有什么政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