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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結束前夕,美國向日本投下了兩顆原子彈,其恐怖的殺傷力和持續的破壞力,轟動了整個世界,令當時世界上所有國家都“聞核色變”。
自此,但凡條件允許的國家,無不集中力量研制核武器,以求鞏固本國的國防力量,粉碎某些霸權國家的“核威懾”。
眾所周知,新中國成立后不到一年的時間,“朝鮮戰爭”就爆發了,百萬志愿軍雄赳赳氣昂昂地開赴到朝鮮戰場,打碎了美帝國主義不該有的野心。
在“上甘嶺戰役”之后, 美國當局意識到光靠朝鮮戰場的聯合國軍兵力,已經對志愿軍無法形成戰略優勢,這讓其一度有了動用核武器的念頭。
當時中央軍委處于高度緊張之中,可卻又無從抵抗。那種只能等著挨打的悲哀與無奈,讓當時所有中央高層始終銘記于心。
幸好,當時的蘇聯與我國處于同盟狀態。蘇聯的核武打擊能力絲毫不亞于美國,讓美國當局不得不放棄動用核武器的邪惡想法。
朝鮮戰爭勝利前夕,我國就已經著手籌備原子彈和其搭載導彈的相關事宜。然而原子彈可不是茶葉蛋,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研制出來的。
光是原子彈的核原料濃縮鈾,以當時新中國有限的科技和工業水平,都無法順利完成提煉獲取,只能從其他國家購買—— 而這更不可能。
因此,核武器研制一事讓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十分頭疼,只能盡一切努力爭取當時留學在外的眾多科學家歸來,自行從零開始研制核武器。
這其中,就有錢學森、鄧稼先、王淦昌等著名時代先驅。
對于各國來說,濃縮鈾一直都是極為稀有昂貴的戰略物資。
這是基于其重要性、獲取的巨大代價兩重因素共同決定的。
濃縮鈾的重要性不必多言,不管是作為能源還是作為武器,濃縮鈾都有著其無與倫比的優越性。
而獲取濃縮鈾的過程,則是尤其困難的!
濃縮鈾,是指經過同位素提煉后,鈾235含量超過90%的鈾金屬。 在自然界中,鈾總共存在3種同位素,其中只有鈾235可以用作核反應。
然而,鈾235在自然界中的含量卻低得可憐,僅僅只有0.71%。
哪怕就是用來發電,鈾235的豐度最低也得達到3%,更別說 用來制造原子彈這種高度精密武器,豐度必須大于90%。
這就需要對自然界中的鈾進行多次提取和高度濃縮,最終形成純度高于90%的武器級濃縮鈾。
根據計算,獲得1公斤武器級鈾235,就需要200噸鈾礦石。 在200噸里提煉出1公斤的東西,這是什么概念?
200噸就是20萬公斤,那就是1比20萬的比例。打個比方,我們平時食用的5公斤裝大米,需要4萬袋,然后從中提煉出來大概只需要兩小碗的“米精”,就是這么一個提取的概念。
然而實際上,提取武器級濃縮鈾要比提取“米精”難太多了:
要成功制造出武器級濃縮鈾,需要一系列繁瑣復雜的流程和工藝。前期的探礦、開礦、選礦、浸礦、煉礦等過程雖然困難,可只要肯下大力氣還是能解決的。
可到了精煉的時候,就不僅僅是加大投入的事了,需要的是相當多的科技與工業支持。
及至最后一步的濃縮分離,才是最為考驗一個國家最高科技和工業水平的操作。
在當時,僅僅只有美國、蘇聯、英國擁有核武器。三個國家分別在1945年、1949年、1952年成功研制。
擁有該技術的三大國,自然不希望有更多的國家擁有核武器,否則就會削弱他們的話語權了。
再加上,當時大多數國家都不具備研制核武器的條件。因此,這些國家也不想有更多國家擁有核武器,而對本國形成核武威懾。
因此,涉及核武器問題的濃縮鈾技術,成了當時國際社會嚴禁擴散的敏感技術。
濃縮鈾作為核武器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幾乎是不可能通過正常交易渠道獲得的。
我國當時雖然在積極努力地籌備核武人才,想要獨立地研制出真正屬于我國的核彈,但沒有核武器原材料的話,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更何況,當時中國的科技和工業水平,和成功研制出原子彈的美蘇英三國相比,幾乎是天壤之別。
不過,正想睡覺就有人送枕頭。 中央剛剛在籌備核彈研制事宜,竟然就有猶太人上門來送濃縮鈾了!
這樣的巧合,都不是天上掉餡餅可以形容了。
如果這伙猶太人送來的濃縮鈾,真的可以用作核武器原料,那么中國的核彈研制周期將會大大縮短。
就算送來的量很少,我們有了一個現成的標本,也可進行深入地廣泛研究,也能夠獲取非常多的濃縮提取經驗,彌補上我國核原料提取經驗的不足。
而且猶太商人這個身份,看起來也挺可信的。
美國研制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眾多科學家中,猶太人占的比例相當大。
這伙想要賺取暴利的猶太商人,如果利用他們和“曼哈頓工程”中猶太科學家的同族關系,許以其不可想象的利益,或許真能搞到些許濃縮鈾。
因此,這一消息被上報后,讓當時的不少中央高層喜出望外,對此懷揣了非常大的希望。不過他們也知道,最終還是要看貨品成色。
周總理當時全權負責這個事情,他深知當時的中國如果有了原子彈,將會讓中國一改此前的頹勢。
是以,這次“驗貨”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周總理親自下達指示:要求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迅速組織精干人員, 限期確定該樣品的成分,查明真偽。
1954年的中國,僅僅在農業和工業上有一定的起色,至于高精尖科技,還處于一個萌芽時期。
無論是高精尖科技人才,還是高精尖科學儀器,都是處于一種無比窘迫的狀況。
要鑒定猶太人送來的濃縮鈾,需要一種叫“重同位素質譜計”的專業科學儀器。
不用說,該儀器也和濃縮鈾一樣是當時國際社會中的敏感東西,中國自然不可能擁有。
沒有儀器該怎么去鑒定呢,難道還有其他什么辦法?
而且, 誰能有這樣的能耐,帶領著原子能研究所廣大同仁,完成這項周總理親自交付的艱難又光榮的任務呢?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秦朝末年君主失德,陳勝王出;王莽亂政草莽四起,光武自鄉野振臂;隋末六十四路煙塵,終得李世民揭竿而起;清末國人不振,孫中山廣州放聲吶喊……
我中華民族每當走到重要關口,總會有應運而生的英雄人物出現。
此次也不例外,在這個核武事業萌芽時期,原子能研究所就有這么一個人,以其多年辛苦所學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在當時,國內根本無法得到一臺重同位素質譜計的艱難情況下,此人根據放射理論的“蛻變原理”,指導并帶領研究所廣大同仁進行研究測量, 最終確定該濃縮鈾樣品中鈾235的含量,壓根達不到核武器的高豐度標準。
猶太商人所提供樣本的豐度,僅僅相當于天然鈾中的含量。想用作核反應武器,那完全是癡人說夢。
由此,此人成功地揭穿了猶太人的不實之言,避免了我國上當受騙,成功地維護了新中國的尊嚴。
雖然說這個結果有些讓人遺憾,覺得是空歡喜了一場,可研究所的這次“驗貨“,卻為當時的核原料檢測事業徹底打開了局面。
研究所通過對驗貨過程中的研究方案、檢測方法、實際操作中遇到的問題等進行系統的總結歸納,最終取得了相當不錯的研究成果,相當于在未開始研制核武研制時,便成功地先下一城。
猶太人在如此“恰當”的時機,主動來到我國兜售核武器原料濃縮鈾,雖然表面上看來挺合情合理,可深思之下,會發現這里面或許有這樣的陰險用心:
美國作為第一個研制核武器的國家,他們的投入勢必比隨后的國家多得多,以其一貫不見兔子不撒鷹的作風,他們會放任核武器原料就這樣輕易流出來嗎?
答案是不會,那么猶太人的出現,其背后的用心就不言自明了。
有很大的可能,是因為美帝國主義在朝鮮戰場的失利,讓其高層惱羞成怒,可在蘇聯的干預下,又無法對中國有什么實質性的打擊。
是以,在偵知到中國方面有研制核武器的想法時,便來了這么一出。
一旦其陰險心思得逞,我國真使用這壓根達不到豐度的濃縮鈾來進行研制,那肯定會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空耗新中國的無數物力與人力,拖慢我國的研制進程。
這一切,想來實在令人后怕。
與此同時,我們也會慶幸,幸好當時在原子能研究所,有這樣一位杰出的放射化學研究專家,用當時研究所僅有的簡陋儀器,斷定猶太商人的貨純屬贗品,最終避免國家遭受重大損失。
這個人的名字并不如錢學森、鄧稼先等國士那般如雷貫耳,然而在我國的核彈事業初期階段,他絕對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那一個。
他就是楊承宗,我國放射化學的奠基者和引領者,為核原料的提純和檢驗等一系列重要環節,提供了重要的技術和理論支持。
楊承宗曾在法國巴黎大學鐳研究所隨伊雷娜·約里奧-居里夫人(1903年和1911兩度獲得諾貝爾獎的居里夫人長女,本人于1935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從事放射化學研究。
1911年,楊承宗出生在江蘇省吳江縣八坼鎮,而在這一年,居里夫人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
或許冥冥之中自有注定,此后楊承宗的一生也從事著和居里夫人當年一樣的放射性物質研究事業。他的引路人就是居里夫人的學生鄭大章。
楊承宗家境尚可,在那個讀書很稀奇的年代,他一路讀完了小學、中學,因為天賦甚佳兼之努力刻苦,最終考入了上海大同大學進行深造。
他無比珍惜這個機會,在大學的幾年里一如既往地認真刻苦。在1932年,楊承宗以7門功課“最優”的成績順利畢業。
可是在那個動蕩年代,知識分子并不吃香,吃香的是能扛槍的。和現在很多大學生一樣,楊承宗畢業即失業。
無奈之下,楊承宗只好輾轉回到吳江老家,在別人的介紹下,進入當地一所中學,做了個普通教員勉強謀生。
可是沒多久,楊承宗再次失業。
幸而天無絕人之路,上海大同大學校長曹惠群沒有忘記這個學生。 出于對人才的珍視,曹惠群把楊承宗推薦到了北平研究院鐳學研究所工作。
楊承宗到了研究所后,被安排跟隨鄭大章副所長學習放射化學,并由此奠定了一生學術事業的方向,開始了他此后數十年的放射化學研究生涯。
鄭大章先生曾經在法國留學,他的導師正是赫赫有名的瑪麗·居里(居里夫人),是當時唯一一位師從居里夫人的中國化學博士,為中國的放射性研究打開了一個窗口。
在鄭大章先生的影響與指導下,楊承宗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個嶄新的領域。
他善于思考、勤于鉆研的精神,深得鄭大章先生的喜愛。因此, 鄭大章先生毫不藏私,將自己的所學所精,都傳授給了這個后輩。
1937年“七七事變”后,華北淪陷,鄭大章先生被邀請擔任偽政府的“教育部長”,他予以斷然拒絕,然后和研究所眾人秘密離開北平,來到了上海租界繼續從事相關研究,并在此期間取得重大成績。
直到1941年,鄭大章先生因身體實在無法支撐研究,回到蘇州休養,最終于同年病逝,享年37歲。
楊承宗后來回憶道: “我的啟蒙老師鄭大章先生,他不僅教我放射化學,而且身體力行,教我愛國的民族氣節。”
抗日戰爭結束后,楊承宗經 北平研究院鐳學研究所所長嚴濟慈推薦,于1947年初來到當初啟蒙導師鄭大章留學的法國巴黎大學。
楊承宗進入了該大學的鐳研究所,跟隨居里夫人的女兒伊雷娜·約里奧-居里從事相關研究工作,默默地潛修學習。
歷史是如此的巧合,他的導師跟著居里夫人學習,他本人則跟隨居里夫人的女兒學習。某種意義上,這也算是一種“薪火相傳”。
楊承宗在國內就已經打下了非常堅實的放射化學研究基礎,在約里奧·居里夫人的培養下,他的專業技能可謂一日千里。
1951年,楊承宗完成了大學博士論文,論文題目就是《離子交換法分離放射性元素的研究》,得到的論文考評為“很優秀”,為他的巴黎留學生涯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楊承宗取得巴黎大學的博士學位后,同時收到了兩份聘用信函。
法國國家科學科研中心發來的聘用通知上寫明年薪55萬多法郎,還有其他一系列優厚條件。
還有一封信函是從國內寄來的,希望他能回到正屬于發展建設階段的新中國,薪酬每月1000斤小米。
楊承宗當何去何從呢?
以當時的兩國待遇,在法國干一年幾乎就可以頂上回國干一輩子了,而且法國的生活、工作條件,都不是國內可比的。
然而楊承宗絲毫沒有任何猶豫,毅然決然地舍棄了法國的優厚待遇,選擇了回來報效祖國。
楊承宗生在那個動蕩年代,長在那個動蕩年代,親眼目睹了祖國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難,彼時他無力改變任何東西。
可是現在不一樣了,新中國百廢俱興,正需要無數優秀人才的建設。
科學雖然沒有國界,科學家卻有國界。導師鄭大章早已經走在了前面,楊承宗也想把前輩的精神和事業延續下去。
在離開前,楊承宗向約里奧-居里夫人請求,帶回實驗室10克獨有的碳酸鋇鐳標準源回國,夫人經過慎重考慮后最終同意。
要知道,居里實驗室存有的碳酸鋇鐳標準源,是當年瑪麗·居里夫人親手制備的,是當時國際上極為珍貴的標準樣本。
楊承宗回國時帶回的10克碳酸鋇鐳標準源,后來也成為了我國開展原子能放射性計量研究的唯一標準計量實物。
1979年,楊承宗將此標準源捐獻給國家,后來一直珍藏在中國計量科學研究院。
約里奧-居里夫人的丈夫(約里奧-居里先生,與妻子在1935年因發現穩定人工放射性,兩人雙雙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聽說楊承宗要回國,專門約見了他,請他回去轉告毛主席:
中國堅持的和平主義,他們夫婦深為贊賞,然而保衛世界和平是需要力量的,中國需要有自己的原子彈,不然面對某些國家的核威脅是沒有底氣的。
原子彈和槍炮一樣,都是一種武器,只不過威力大了一些,原子彈的原理又不是美國人發明的。中國人完全可以自己研制的,中國有自己的科學家。
楊承宗回國后,知道約里奧-居里先生所言非同一般,特意私下里找到錢三強告知了該口信。黨和國家領導人在聽到這個口信后,專門派人進行了確認并要其嚴格保密。
這個口信對于當時中央領導,可謂是一針速效強心劑,對中央下定決心開始發展中國的核武器起到了非常大的積極作用。
1951年秋,楊承宗帶著十幾箱科學研究設備和資料,回到祖國。
回國前夕,他應錢三強的請求,購買了很多科研設備和相關書籍,而錢三強寄來的錢,僅僅只購買了一部分便用光了。
他便把自己在法國這幾年所有的積蓄全部掏出,甚至還向別人借了一大筆錢。 后來為了還清這筆錢,他把自己心愛的蔡斯牌相機和歐米茄手表都賣了。
回國后,楊承宗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也就是前文說的原子能所)工作。
1953年,楊承宗得知北京協和醫院存有507毫克的鐳源及配套提氡裝置,趕到現場卻發現其密封裝置已在抗日戰爭期間被日本人破壞。
在當時安全防護極度缺乏的情況下,楊承宗幾乎是毫無防備,帶領助手將全套鐳-氡裝置予以修復,將里面的氡氣提取出來,供醫療用,又制成氡-鈹中子源。
楊承宗的右邊眼睛,卻在這一次的修復過程中受到了超劑量的照射,在10年以后徹底失明。
1954年,楊承宗接到了前文提到的檢測鈾235含量的任務。他克服重重困難,完滿地完成了周總理交付的“驗貨”任務,證實了那幫猶太人是赤裸裸的大騙子,避免了祖國遭受重大損失。
此后,楊承宗屢屢被祖國賦予重任——1956年奉命探測美國在比基尼島試驗氫彈時飄散出的放射性微粒對我國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同年又參與制定中國原子能科學技術發展長遠規劃。
1958年,中科院創辦了中國科技大學,楊承宗任科大放射化學和輻射化學系主任,負責該系籌建工作,為中科大該兩系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成為了中科大的建校元勛。
1961年,楊承宗調任到北京鈾研究所,擔任業務副所長,并 帶著研究所的全體人員從事自鈾礦石中提取武器性濃縮鈾原料的艱難工作,為我國原子彈研制提供原料……
2011年,楊承宗先生在操勞了大半生后,眼見中國的科技隊伍越來越壯大,放射化學事業發展越來越快,心中大為快慰。
同年5月27日,楊承宗先生終于放下了他熱愛一生的放射化學事業,溘然長逝,享年100歲。
向偉大的愛國科學家、新中國放射化學奠基人楊承宗老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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