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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美國曾三次對華“核訛詐”
美國前軍事分析師丹尼爾·埃爾斯伯格近日向美國《紐約時報》披露了一份五角大樓機密文件。這份撰寫于1966年的美軍研究報告顯示，在1958年8月23日炮擊金門戰役開始后，美國軍方高層曾考慮過對中國大陸發動“核打擊”。這已經不是中國第一次遭遇美國的核訛詐了，在中國第一枚原子彈爆炸前，美國曾多次叫囂對中國實施核打擊。
資料圖：核爆炸
籠罩在蘑菇云陰影下的朝鮮戰爭
20世紀40年代末，正是美國空軍“核轟炸萬能”口號喊得最響亮的時代。因此1950年6月朝鮮戰爭剛剛爆發，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就力主使用原子彈。1950年7月中旬，他在與美國陸軍參謀長柯林斯舉行會談時，建議用原子彈摧毀連接朝鮮半島同中國東北和海參崴的橋梁與隧道。為威懾蘇聯，10架攜帶核炸彈的B-29轟炸機也在1950年7月底進駐關島基地。
1950年10月，隨著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參戰，美國的核威脅隨即指向中國。11月8日，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埃默森提交的備忘錄建議，在常規武器無法取勝或需要美軍付出慘重傷亡時，“可以考慮對中國使用原子彈”，摧毀沈陽、鞍山、哈爾濱、撫順、旅大等東北工業城市。但該備忘錄也列舉了制約使用原子彈的種種因素：中國土地廣袤，工業不集中，投擲原子彈的“理想目標”很少；對中國使用原子彈會遭到世界輿論特別是亞洲國家的強烈譴責等。
志愿軍在抗美援朝第一二次戰役讓美軍連吃敗仗，氣急敗壞的麥克阿瑟鼓吹“把戰爭擴大到中國本土”，要用35-50枚原子彈將中國東北的重工業城市和軍事基地化為廢墟。麥克阿瑟的瘋狂主張在當時的美國軍方中并不孤單。美國陸軍部認為，志愿軍參戰后，“就軍事角度而言，局勢同7月相比更有利于使用原子武器”。他們建議開始準備向麥克阿瑟授權使用核武器。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總統杜魯門在1950年11月30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聲稱，“美國積極考慮在戰場上使用核武器”，并表示將由戰場指揮官“負責對核武器的使用”。
杜魯門的表態被解讀為“朝鮮戰場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已獲得授權，可以隨心所欲地使用原子彈了”，隨即在全球掀起軒然大波。
盡管幾小時后，白宮新聞辦公室就發布一份“澄清聲明”，解釋杜魯門“并不是說已經決定要使用原子彈”，但倫敦、巴黎、羅馬、維也納的各大報紙紛紛譴責美國試圖擴大戰爭，并對事先未與盟國協商就做出如此重大的決定表示強烈不滿。這些國家認為，一旦美國對中國使用核武器，蘇聯必然進行核報復，距離蘇聯更近的歐洲顯然難逃厄運。歐洲媒體批評稱，美國正在“一個不可思議的時間和可能出現最困難的戰略條件下，把我們拖入亞洲戰爭的深淵”。
反應最激烈的是英國首相艾德禮，他先是與法國方面一致表態“應當阻止美國把戰爭擴大到中國”，隨后又親自于12月4日趕赴華盛頓同杜魯門舉行會晤。英國的擔心并不奇怪，自從蘇聯擁有原子彈之后，英國就非常擔心駐有美國B-29轟炸機的英國本土將成為蘇聯核攻擊的目標。
迫于外界壓力，杜魯門被迫正式聲明“不使用原子彈”。但他并沒有放棄對中國核打擊的準備。1951年4月6日，杜魯門同意向美國空軍移交9枚核彈頭，并向沖繩基地進駐攜帶核武器的B-29轟炸機。1951年9月-10月，美空軍得到杜魯門的批準后，還在朝鮮半島舉行了代號“哈德遜港行動”的模擬核打擊訓練，目標同樣指向中國。
1953年1月，面對朝鮮戰爭的僵持局面，艾森豪威爾剛接任美國總統就在其主持的第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提出使用核武器的問題。杜魯門時代，美軍考慮用原子彈對中國大陸發動戰略打擊，艾森豪威爾則主張首先以戰術原子彈取得局部地區的優勢，進而奪取整個戰場和談判桌上的主動。
在1953年2月11日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要求用原子彈“消滅圍繞開城的中朝軍隊”。艾森豪威爾表示“原則上同意”。但阻礙美軍在朝鮮投放原子彈的并非是美軍良心發現，而是他們的試驗表明“如果獲得坑道的良好保護，即便是非常靠近原子彈爆炸地點的部隊也不會受到太大損害，而中朝軍隊已在150英里長的戰線上挖好密密麻麻的坑道”，因此即便投放戰術原子彈，殺傷效果也不會太好。另一方面，美軍也擔心一旦在朝鮮戰場上投放原子彈，集中在釜山、仁川等多地的美軍也可能成為蘇聯核報復的對象。
因此從1953年春天起，美國開始把原子彈運往沖繩的美軍基地，為擴大戰爭、轟炸中國做準備，但如何使用的問題仍未解決。艾森豪威爾在3月31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上承認，朝鮮半島適合使用戰術原子彈的目標不多。再加上對蘇聯核報復的擔心以及中朝軍隊對可能的核打擊已做好準備，美軍最終放棄在朝鮮戰場使用原子彈的打算。
金門炮戰，美在臺部署核導彈
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立即把退守臺灣的蔣介石國民黨當局拉入“反共防御體系”，并于1954年簽署所謂“中美共同防御條約”。1955年3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警告說，如果解放軍迫使臺灣撤出金門和馬祖，“將對臺灣和亞洲其他地方帶來防御災難”，為幫助臺灣守住這些島嶼，“美國考慮對解放軍使用核武器”。作為對中國大陸的實際威懾，美國在關島基地部署了裝備核彈的B-36轟炸機。
1958年8月，金門炮戰打響。美國空軍隨即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上提議，“如果解放軍封鎖臺灣海峽，美國空軍應對中國發動核空襲”。根據2008年解密的美空軍檔案《美戰略空軍的歷史1958年1-6月》，當時美國空軍提議對廈門機場發動核空襲。“駐關島的5架B-47轟炸機已經待命，隨時準備在廈門機場投下與日本廣島當量相當的原子彈”。同時日本情報則顯示，當時部署在沖繩嘉手納基地的美軍部隊也準備參與對中國大陸的核空襲。時任美國參聯會主席特文寧向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介紹了空軍考慮的方案，并補充說“如果對廈門機場的空襲仍不足以迫使中國大陸解除封鎖，可進一步對其他機場展開類似的核攻擊行動”。
美國《紐約時報》5月22日披露的最新材料顯示，當時美軍策劃的對中國大陸核打擊行動還遠不止于此。1958年8月25日，時任美國空軍太平洋司令部指揮官勞倫斯·庫特向美國政府要求核武器授權。他認為，如果局勢升級，在美軍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情況下，美國空軍以常規武器“協防臺灣離島”的計劃“缺乏勝算”。特文寧也表態支持，宣稱“如果解放軍真的發起大規模攻臺行動，美軍應首先對中國大陸空軍基地發動核打擊”，以阻止解放軍實施“成功的空中封鎖行動”，美軍打擊范圍“最北可至上海”。特文寧承認，美軍首先發動核打擊“幾乎必然導致涉及臺灣的核報復，也可能危及美軍駐扎的沖繩”，但若美國想要“保住臺灣”，這是“必須要接受的后果”。
臺灣《聯合報》近日宣稱，“全靠蔣介石的克制態度，勸說美軍不要對大陸發動核攻擊”，美軍在金門炮戰中才沒有下狠手。但美方史料證明，蔣介石當時非常歡迎美軍核打擊力量進駐。美國中情局解密材料顯示，20世紀60年代美國對可能接受美戰略轟炸機進駐的亞太盟友進行評估后認為，日本、菲律賓的反對浪潮都很大，只有臺灣態度最為積極，甚至讓美國擔心“會不會因為臺灣過于主動而惹火上身”。
金門炮戰爆發時，美軍在臺灣已經部署有核武器。美國國防部1978年解密材料顯示，可攜帶核彈頭的美軍“斗牛士”巡航導彈早在1957年就進駐臺灣，當時美軍在臺南基地還修建了一座高度保密的核彈頭專用儲存倉庫，據稱藏有12枚核彈頭。1958年5月，美軍駐臺“斗牛士”導彈進行秘密試射時，蔣介石故意讓臺媒大幅報道，“惹得不想高調的美方頗不高興”。以該導彈約1000公里的射程判斷，當時美軍瞄準了福建、江西、浙江和廣東一帶的大陸軍事目標。1962年，美軍撤走“斗牛士”導彈，轉而在臺南空軍基地部署攜帶核炸彈的F-100D和F-4C核攻擊機，維持24小時警戒待命。直到1973年11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訪問北京時，美國才承諾于次年將這些核武器撤出臺灣。
密謀與蘇聯一起摧毀中國核設施
1960年底，美國中情局號稱“完成了意義最為重大的使命之一”：終于確認中國核計劃的存在。從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美國間諜衛星和U-2高空偵察機頻繁對中國西部展開偷窺行動，辨認出羅布泊基地和包頭核工廠等核設施，確認中國將在數年后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對《紐約時報》專欄記者克羅克說，“多米諾骨牌效應已經過時了，中國就要擁有原子彈。一旦中國有了原子彈，東南亞都會落入中共手中”。
正是出于這種恐懼心理，1963年4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向五角大樓提出一份長篇報告，擬定用先發制人的方式摧毀中國核項目的方案，其中包括“使用戰術核武器有選擇地打擊中國的目標”。1963年7月，美國特使哈里曼在莫斯科向蘇聯通報中國核武器進展，肯尼迪試圖說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一起對中國采取軍事行動。但是赫魯曉夫不愿意和美國這個“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國家”一起向中國動手，核空襲計劃不了了之。
1963年9月，臺灣地區領導人蔣經國訪問美國，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邦迪密謀摧毀中國大陸核設施。他表示“臺灣愿意空降300-500人的特種部隊突襲大陸核基地，美國只需要提供運輸機運送臺灣特種部隊即可”。但美軍內部評估認為風險過大，這個計劃也胎死腹中。
此后，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又擬定一個以多批次常規武器打擊來毀壞和癱瘓中國核設施的應急計劃，但考慮到普通空襲難以保證徹底摧毀核設施，利用核武器的選項再次擺上五角大樓桌面。1964年9月15日，美國政府認為中國核試驗已迫在眉睫，高層緊急會議最后認為：在中國試爆原子彈與美國對中國采取不宣而戰的打擊之間，還是后者更有風險。10月，美國給臺北的電報稱，“轟炸羅布泊中共核基地的計劃將是一個極為冒險的行動”。美國伸向戰爭按鈕的手縮了回來。
1964年10月16日，中國原子彈試驗成功。1966年中國導彈與核彈頭結合試驗也取得成功，標志著中國擁有可信核威懾，大國對中國核訛詐的時代結束了。
來源：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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