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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加快黃金工業的發展，1979年底中國人民銀行發出《關于調整黃金的價格的通知》，將黃金回收價格由262.5元/兩，提高至390.625元/兩，提高幅度接近50%。這是中國黃金歷次調價中漲幅最高的一次，在這之后黃金收購價格一路飆升。
這一措施極大地提高了普通市民用黃金兌換貨幣的意愿，許多人紛紛把家中儲藏多年的黃金拿到銀行兌換成貨幣。
1980年4月15日一大早，位于沈陽中華路的人民銀行營業部剛一開門，一位50多歲神情略顯緊張的婦女走進營業部。此人名叫黃素珍，她從袋子里掏出一大坨金塊，說要換錢。
盡管營業員天天跟黃金打交道，看到這坨金塊后也不免吃了一驚。她仔細檢查了一番， 稱量后發現有3斤多重，以當時的收購價折合人民幣23000元。
再仔細一看眼前這位客戶，雙鬢發白，顯得有些蒼老。穿著老舊過時的衣服，身上甚至還打了幾個補丁，非常寒酸，但她卻一下拿出了三斤多黃金。要知道，80年代的農村出一個萬元戶都能成為大新聞，這樣一位客戶一次兌換兩萬多元，自然引起了營業員的注意。
營業員還發現，這塊黃金的成色像是高純度的工業黃金。并且上面還有鋸痕，像是從一大塊黃金上鋸下來的一部分。 正常情況下工業黃金是不可能流通到民間的，營業員敏感地意識到這塊黃金的來路很可疑。
營業員一邊穩住婦女，一邊讓悄悄讓同事去報了警。她耐心地幫婦女把兌換的錢分開存在她指定的6個賬戶中。保衛干事也熱情地請她進辦公室休息給她倒水，并表示為了安全，一會派車將她送回家去。
不久后，公安人員就趕到銀行詢問黃金的來歷，婦女支支吾吾說不清。在公安人員的嚴厲審問下， 她只回答了自己的家庭住址，以及丈夫叫關慶昌在615廠工作。
聽到這個信息，經驗豐富的老公安立即聯想到19年前的一樁驚天大案。他 們一邊派人到615長尋找關慶昌，一邊出動所有警力坐了滿滿兩大卡車，包圍并搜查黃素珍住所。
上世紀80年代銀行營業場景
最終在其家中搜出700多兩黃金，上面還有殘存有615廠的編號，證實這是該廠的產品。一位老公安長吁一口氣：“19年前的案子終于破了！”
一個普通職工家庭為何藏有如此多的工業黃金？他們與19年前的驚天大案到底有何關聯？這對夫妻的最終結局又會如何呢？
615廠曾是沈陽造幣廠的代號，上世紀60年代該廠正執行一項國家保密工程，即將收集來的各類黃金加工成高純度的工業黃金。 用于償還蘇聯的債務和向外國換取當時急需的糧食。
那個年代的工人覺悟都很高，工廠在生產時管理并不算嚴格。地上四處堆著黃金白銀，不過倒也沒人敢打這些東西的主意。
615廠產品包裝組組長叫郭家惠，他平時負責對工人包裝完的產品進行清點、登記，工作非常認真，每天下班前都必須親自清點一次。1961年3月18日是星期六，這天郭家惠認真清點完產品，便急匆匆地趕回家陪孩子了。
周一早上，郭家惠哼著歌來到工廠，卻看到同事們一個個面如土色。 一個工人告訴他：“金子丟了。”郭家惠聽了嚇了一大跳，連手上提的飯盒都掉到了地上，趕忙跑去現場檢查。
只見堆在最上面的一個裝黃金的木箱被撬開，包裝紙散落在地上，旁邊木板墻被撬了一個大洞。隨即幾十名公安人員帶著設備和警犬來到現場， 經過調查發現丟失了兩塊黃金，總共800多兩。
當時處于災年，國家還需要靠這些硬通貨跟外國換糧食， 如此大量的黃金被盜引起了極大的震動，甚至驚動了北京。當地下決心，要不惜一切代價偵破此案。615廠對內管理雖然有些松弛，但對外戒備還算森嚴。公安人員分析作案現場判斷， 這起盜竊案應該是內部人員干的。
黃金是在郭家惠的工作流程內被盜的，加上他又與成品黃金接觸時間最長，一開始廠方將其列為重點懷疑對象。郭家惠被關在廠里審查了三個月，但他真的是冤枉的，所以也查不出什么結果。
后來警方又采取了許多方法，將工廠里的工人都梳理了一遍。當年并沒有現在這樣的高科技手段，由于技術條件落后，案件也始終沒有太大進展。
到底是誰偷了黃金？直到19年后那個叫黃素珍的婦女去兌換黃金時，公安才查明案件的來龍去脈。
當時615廠的生產科副科長叫關慶昌，他的妻子黃素珍是電解車間的工人。解放前，關慶昌曾在國民黨的警察機關任職，由于有些文化才被招進615廠。
工廠生產環境
組織部門在他的檔案里注明了“監視使用”，但越是有問題的人，越會掩飾自己。關慶昌進廠后埋頭工作，任勞任怨，幾乎從來不與人爭執，裝出一副老實人的樣子。 進廠5年后得到領導認可，被提拔為副科長。
關慶昌的妻子黃素珍是個大字不識幾個的婦女，平時愛占小便宜，進入電解車間后，總是偷偷藏一些碎料帶回家。黃金是非常值錢的東西，積少成多嘛。
1961年是中國相當困難的一年，加上當時中蘇關系惡化。在國民黨時代混得不錯的關慶昌，認為這是“反攻大陸”的絕佳機會，也許馬上就要變天了。加上當時生活非常困難，他心里想著不如趁機撈一筆，將來萬一變天了就成富翁了。 這兩人夫唱婦隨，一合計決定到廠里盜竊黃金。
關慶昌進行了很長時間的策劃，制定了非常詳細的作案方案。在他實施盜竊的前幾天，剛好一個非常認真負責的保衛干事被調到生產線上工作，而且包裝組剛好包了一批黃金還沒入庫。 關慶昌認為這是天賜良機，決定實施他罪惡的計劃。
那天天剛黑，關慶昌帶著作案工具，先到辦公室藏起來。然后他跑到廠里的浴池洗澡，故意大聲地與每個人開玩笑，讓大家都知道當天晚上他去了浴池。但他沒洗幾分鐘，就悄悄離開浴池折回辦公室戴上手套，取出作案工具。
隨后摸黑跑到包裝組的工地，撬開廠房門，來到堆放黃金的木板隔間，在木板上撬了一個大洞。進去后把堆在最上面的木箱撬開，取出兩塊黃金，用繩子一頭栓一塊。繩子掛在脖子上，黃金別在褲腰帶里。
這兩塊黃金有800多兩，按照當年16兩制，算下來也有50多斤。雖然很重，但體積不算大。由于準備充分，加上情緒亢奮，關慶昌帶著這兩塊黃金仍覺得很輕松。他大搖大擺地走出了廠區大門，回到家中交給妻子后又跑到廠里的俱樂部跳舞去了。整個作案過程只有20多分鐘。
公安進入廠區調查時，要求每個人交代自己行蹤時，他很容易就蒙混過去了。
他交代，當天5點下班回家，6點去浴池洗澡，6點半左右去了俱樂部跳舞，一直到晚上十點與鄰居一起回家。他害怕自己悄悄離開浴池的事暴露，又主動解釋是想去剪頭發，但跑了一圈沒剪成。公安一看，他的頭發確實挺長，是該剪了。
60年代公安隊伍
關慶昌出身舊警察系統，反偵察能力很強。他的每項行動，幾乎都有人證明，所以沒有引起任何懷疑。
公安檢查現場發現一枚鞋印，經過還原后判斷是39-40碼的膠掌棉鞋，從裝黃金的木箱上被絞斷的鐵絲判斷，作案工具應該是羊角錘。 按理說，確定了這兩個線索，在職工范圍內秘密甄別，離破案也就不遠了。
但是當年的技術手段畢竟還是比較落后的，加上警力有限，只能叫廠里的保衛科協助。 廠里以檢查衛生為名，去各家收棉鞋，后來又安排人挨家挨戶去搜羊角錘。
這些舉措毫無保密性可言，怎么可能找到狡猾的罪犯。關慶昌早已經把自己的鞋扔了，叫老婆拿出一雙舊棉鞋改了鞋底。那個作案用的羊角錘也早已經被他扔到一個學校的廁所里面。
關慶昌不僅沒被查出問題，甚至還由于平時表現較好，被選去協助破案。限于當時的技術條件，案子長時間沒有進展，各方壓力都非常大。
這時不知道是誰說了句：“是不是計數時搞錯了？”這句話反倒提醒了關慶昌，他極力在領導面前鼓吹核查數量。
結果廠里成立了一個三人計量小組，關慶昌成了小組成員之一。在他操縱之下， 最后統計出來的數量與賬單上的一致——黃金沒有丟。但那個破壞性的作案現場又是什么？然而當時對于結案的渴望壓過了理智，不久之后，公安的專案組就從廠里撤走了。
不過黃金失竊案的余波并沒有消退。為了警示員工，廠里的專案組一直沒解散。
偷來的黃金并沒有改善關慶昌的生活，因為那個年代黃金并沒有地方賣。他期盼的“反攻大陸”也遲遲未到。為了避免身份暴露，關慶昌只能把偽裝做得更足。
平時上班，他來得最早，走得最晚，累活搶著干，自己的活干完了就幫別人干。即便當上了副科長，對普通員工卻像對待領導一樣客氣，連平時一起走路都讓別人走前面。
他平時穿得破破爛爛的，到了廠里故意把外套脫下來，露出一身滿是補丁的衣服。在政治上，關慶昌積極要求入黨，不停地寫入黨申請書。 偽裝得很進步，口號喊得比誰都響亮，同事們都把他當成學習的榜樣。
善良的人很難覺察到，口號喊得越響的人，越是想掩飾內心的恐慌。就像原始人在狩獵時，總是不斷大喊大叫，敲打手中武器，發出各種聲音給自己壯膽。
由于表現好，關慶昌不僅沒露出狐貍尾巴，而且還受到領導的認可，不久后工資被提升了一級。
這批黃金不僅沒有改善關慶昌的生活，還讓他體驗到什么叫“惶惶不可終日”。自從黃金藏到家里后，兩夫妻總是害怕事情暴露，沒過一天好日子。總覺得藏的地方不夠安全，三五天又要拿出來換一個地方。
他把家里的院墻砌高，生怕外面的人看到家里的情況。平時從來不讓孩子帶別家小孩回來玩，久而久之孩子也變得不合群。就連兒子長大結婚了，也不敢請客，只是悄悄在窗戶上貼了個喜字。
兩口子藏黃金時無意中讓關慶昌的父親撞到了，原本身體硬朗的老關頭逼問出事情來龍去脈后，氣得一邊哀嘆一邊流淚。在驚恐之下，一年后就一命嗚呼了。
再親密的兩口子總免不了吵幾句嘴，一次兩人吵架，關慶昌盛怒之下抽了妻子幾個耳光。黃素珍一哭二鬧三舉報，大喊著不要過了。 聽到舉報這兩個字，關慶昌嚇得立即跪地求饒，總算哄住了妻子。
黃素珍掌握了致勝法寶后屢試不爽，關慶昌過得如同牛馬，在老婆面前總是抬不起頭。
在后來的歷次運動中，黃金失竊案好幾次被翻出來，從廠領導到普通員工，不少人因此受了委屈。但狡猾的關慶昌卻毫發無損，他對上巴結領導，對下籠絡同事，工作認真負責，誰會懷疑到他頭上？
一直到1979年初，廠里要給職工分配樓房，關慶昌即將搬離他的獨門小院。長期在造幣廠工作的關慶昌深知，高純度的大塊黃金不容易出手， 他打算在搬家之前利用院子的隱蔽環境把黃金降低純度，融成小塊。
他買回來工具，把一塊金子連同妻子的幾件銀首飾放進去。但由于溫度不夠，根本無法熔煉這些黃金。那段時間關慶昌非常焦慮，天天想著如何將這些黃金換成錢，換成汽車和小洋樓。
唯一的辦法就是帶到廠里去熔煉，但這非常危險。關慶昌分析，自己是廠里的大紅人，大家對他是言聽計從。當時又正好趕上新老廠長交接的混亂期，而且主管生產的副廠長正好去北京開會了。 機會還是有的，關慶昌決定冒險一試。
公安出動
關慶昌找到車間主任說：“市領導給咱們劉副廠長打電話，說越南華僑帶回來一個金塊，由于成色不均，不好劃價，讓廠里幫熔煉一下。劉副廠長去北京前已經答應了，能不能幫安排一下？”
車間主任對關慶昌很信任，加上聽到又是副廠長又是市領導，便滿口答應了。就這樣，關慶昌拿著黃金躲過嚴格監管，也未辦理任何手續就拿到廠里熔成了金條。
此時已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很快東風也來了。隨著黃金價格上調，關慶昌再也按捺不住，決定去銀行換錢。他通過長時間的觀察確認，營業部收購黃金時審查非常寬松，基本上是只認黃金不認人。
關慶昌把熔煉好的黃金鋸下來一塊，由妻子帶去銀行兌換。他自己也以家中有事為由請了假，悄悄跟在黃素珍身后。直到遠遠地看著妻子兌換成功，銀行工作人員又很客氣地為她倒茶水，關慶昌以為一切順利，才高興地回廠里工作。
但他剛回到廠里沒多久，保衛科就來人讓他去辦公室。關慶昌一頭霧水，走到辦公室看到幾個公安，才覺悟過來。他兩腿嚇得發抖，說話也變得吞吞吐吐。
在大量證據面前，這對夫妻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實。
接下來便是對這對夫妻的審判。起初沈陽市中院以貪污罪判處關慶昌死刑；判處黃素珍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兩人均未上訴，遼寧省高院復核時，同意定為貪污罪，但將黃素珍改判為無期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審核后認為，黃素珍在偷竊黃金時雖然是利用職務之便，但她當時只是工人，不是國家工作人員。而關慶昌雖然是國家工作人員，但其實施盜竊時沒有利用職務之便。故兩人不適用貪污罪，應定為盜竊罪。 最高院撤銷了原判發回重審。
審理犯人場景
盜竊罪要比貪污罪輕得多。最終遼寧高院經過重新審理，于1980年11月11日作出判決： 判處關慶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黃素珍有期徒刑十年。并追繳了盜竊的黃金。
杜牧有詩曰：“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關慶昌夫婦的經歷大致就是這種感覺。他們抱著800兩黃金，為了避免暴露罪行，始終夾著尾巴做人，仍然過著窮苦的生活。
關慶昌雖然天天幻想著將來能暴富，但始終未能享用半點黃金，最終的結局也只落得一個千世罵名。我們的國家不僅沒有垮掉，而且越來越強大。可以想象，案發那一刻，這對夫妻一定連腸子都悔青了。
關慶昌夫婦在國家最困難的時期，竊取了800多兩黃金，要知道這些黃金是用來換取糧食的，關系到眾多人的生命。他們的行為當然稱得上罪大惡極，要是在當年他們必將受到最嚴厲的懲處。
但隨著我國司法體系的建立健全，國家更加注重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對關慶昌夫婦的審判，充分體現了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這也是我國司法進步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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