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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呈忠（上海大學歷史系講師）
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華誕。一千年來，圍繞王安石的爭議似乎從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偉人”還是招致“靖康之禍”的禍首？他給后世留下了怎樣的政治遺產，又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宋代以后中國歷史的進程？為了厘清上述問題，澎湃新聞·私家歷史特別推出“千年王安石”專題，邀請多位宋史學者從政治、文學、哲學等層面多維度展示王荊公的面貌，以饗讀者。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變法也不是。
在大宋王朝的王安石變法運動中，大案紛起，詔獄頻發，祖無擇案、趙世居案、鄭俠案、張若濟案、陳世儒案、潘開案、太學案、烏臺詩案、呂嘉問案……一案接著一案，大臣下獄受審，枝蔓株連廣泛，顯示出政爭之激烈、權斗之殘酷。
在神宗一朝的大案之中，發生在新法推行之初的亳州青苗詔獄，起因和新法直接相關，“主犯”是三朝元老富弼，堪稱新法第一大案。了解此案始末，便可知變法所遭遇的阻力，以及阻力是如何消除的，進而可以窺見當時的政治氛圍與歷史走向。
沉默的首相
富弼是北宋歷史上的風云人物，少年時代才華出眾、氣度不凡，范仲淹稱贊他有王佐之才，還把他的文章給宰相晏殊欣賞，后來富弼成為了晏殊的乘龍快婿。
慶歷初，富弼出使遼國。當時宋夏戰爭宋軍大敗，遼人趁人之危，意欲謀奪宋朝國土。富弼臨危受命，憑借過人的膽識與智慧，嚴辭拒絕遼國割地要求，并與遼國達成和議，成為名震天下的外交功臣。慶歷三年富弼官拜樞密副使，和范仲淹、韓琦、歐陽修一起推動慶歷新政，堪稱改革先驅。至和、嘉祐年間他被仁宗拜為宰相，時人譽之為“真宰相”，與另一名相韓琦并稱“富、韓”。
富弼長王安石17歲，本來十分賞識王安石。他曾舉薦王安石為翰林學士，不過韓琦不認同，富弼反問道：“以王安石的學術、文章和才干，哪里不行呢？”王安石在給富弼的信中說：“惟不肖常得出入門下，蒙眷遇為不淺矣。”敬重之意溢于言表。
熙寧二年（1069）二月，在王安石拜為參知政事（副相）的前一天，66歲的富弼被懷著雄心壯志的宋神宗拜為首相。神宗的目的很明顯，他希望這位威震八方的老臣能出來為王安石站臺，為變法鋪路，但事與愿違。
神宗任用王安石，就是希望通過變法實現富國強兵，進而開疆拓土。他向富弼問詢國政，富弼卻直言：“希望皇帝二十年不要言兵！”
王安石是“唯物主義者”，認為“天變不足畏”，災異皆是天數而非人事得失所導致的。富弼聽了之后說：“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
兩個人的思想主張可以說是南轅北轍、水火不容。為王安石站臺，富弼做不到，但也不好意思直接拆臺。他就說自己有腳疾，經常請假不上班，而且謝客杜門，宅在家中。
富弼不上班，神宗很失望。這年十月，富弼被罷為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即以使相的身份擔任亳州的地方長官，依舊享受宰相待遇。富弼前后與王安石共事九個月，對他來說這段時光頗為煎熬，真正去上班的日子加起來不超過一個月。
罷相之時，富弼與神宗有意味深長的一幕：
神宗問富弼說：“卿去，誰可代卿？”富弼舉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說：“王安石怎么樣？”富弼默然。
富弼對于這位他曾經十分看好的后輩，情緒復雜。據載罷相前富弼有《論王安石并求退疏》，其中痛罵王安石：安石平居之間，則口筆丘、旦；有為之際，則身心管、商。至乃忽故事于祖宗，肆巧譏于中外，喜怒惟我，進退其人。待圣主為可欺，視同僚為不物。
丘、旦是指孔子、周公，管、商是指管子、商鞅。這是說王安石嘴上說的和筆下寫的是儒家的仁義道德，心里想的和實際做的卻是法家的霸道權術。在富弼看來，王安石剛愎自用，驕橫跋扈，欺瞞皇帝，玩弄同僚，是個肆無忌憚而又居心叵測的強人、狠人、奸人。
王安石眼中的富弼是什么樣呢？他對神宗說：陛下以為富弼是什么樣的人？臣只見他事事都迎合流俗，追求聲名而已。天下太平無事的時候，富弼就能夠收買人心；倘若天下有事，憑著他這樣的智商謀略，還想要挽狂瀾于即倒、扶危廈于將傾，是絕對不可能的，必然誤了天下大事。
評價富弼，王安石絲毫不留情面。在他的口中，富弼就是一個只知道愛惜自己羽毛的庸人、俗人、爛人。
首相的位子不好坐，富弼自然樂意離開是非之地，但他的內心很不平靜。
案情很清晰
北宋的地方行政分路—州—縣三級。亳州屬于淮南路，離都城開封不太遠，下設七個縣，分別是譙縣、城父、蒙城、酂縣、鹿邑、永城、衛真。富弼到了亳州以后，也是深居養疾，大部分時間宅在家里，和禪師一起研習佛學心法，偶爾處理一下政務。
亳州青苗案發生在熙寧四年年初。青苗法是王安石新法中最重要的一項，也是爭議最大的一項，熙寧二年九月頒布，以發放農業貸款為主要內容。此時距青苗法的全面推行已滿一年。當時提舉淮南路常平司的同管勾官趙濟巡歷州縣，經過永城縣（今屬河南商丘）時，有百姓攔住他借貸青苗錢。原來，亳州下轄諸縣因富弼的命令，一直不敢放貸青苗錢。
提舉常平司是王安石為推行新法而在路一級專設的主管機構，熙寧二年年底，青苗法推行之后，王安石選派了四十多名年輕官員分赴各路，正官為提舉，副官為管勾，都是“青苗使者”。這批官員大多資歷較淺，有的甚至連知縣都沒有當過，但正如王安石所說，他們是以朝廷命令出使，享有監察州縣的權力。
淮南路的青苗使者趙濟是開封封丘（今河南封丘）人，祖父為名臣趙賀，父親趙宗道與韓琦都是工部侍郎崔立的女婿，算來韓琦是趙濟的姨父。按照當時人的說法，趙濟是典型的“新進少年”（宋人講的“少年”是相對老年、老成而言，大致相當于今天人們說的中青年）。他是以選人身份提拔到提舉常平司的。宋代文官可分為選人、京官、朝官三等，選人最低，屬于官場上的“苦逼”（苦逼，佛經用語，為苦所逼迫的意思）階層。不久之后趙濟得以改官，遷為著作佐郎（京官，從六品上）。
得知亳州這一情況之后，趙濟感覺事態嚴重，立即快馬加鞭，奔到開封，入朝面見神宗，陳說富弼的罪行，并對神宗說：“富弼是朝廷大臣，竟然廢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始，如果置而不問，朝廷還怎么號令天下！”
有意思的是，據史書記載，神宗聽聞趙濟的奏報之后，他的反應是“喜”！
諫官張琥也上疏說：“大臣不奉法，罪不可赦，行法宜自大臣始。”
二月五日，神宗詔令江淮發運司派遣官吏，設置推勘院（相當于特別法庭），調查亳州屬縣官吏阻止自愿請貸青苗錢人戶的情況，啟動了對此案的審訊程序。
據查，富弼曾追責散青苗錢的蒙城縣官員，并且笞罰縣吏，還讓人拿著小札到各縣，命令他們不得按照提舉司的文書執行，簽判徐公袞也給各縣寫信，讓他們不得奉行詔令。
當年的慶歷改革先驅，如今都是反對新法的保守派，但富弼的對抗性最為明顯。韓琦雖然在大名府向朝廷上書，嚴厲批評青苗法，但政策確定下來之后轉而奉行；歐陽修雖然在青州一度停止放貸青苗錢，但也上書朝廷說明情況；都不像富弼這樣在亳州直接置朝廷命令于不顧。
政令不下州，這還了得？神宗對大臣說：“朝廷詔令，近來州郡大多數都不能嚴格執行。亳州屬縣不散青苗錢，提舉官詰問，竟然說：‘雖有朝廷有旨意，但相公不讓我們放貸，我們也沒有辦法。’真是豈有此理！”
樞密使文彥博也說：“大臣如果見到朝廷法令對百姓不便，自然應該上書論奏，怎么能夠直接擱置而不執行呢？”他雖是富弼舉薦的宰相人選，此時也譴責富弼的行為有違綱紀。
此案涉及到富弼這樣的元老重臣，審訊過程顯得異乎尋常，被脅迫的從犯——亳州各級官吏——全都被拘禁審訊，而唯獨主犯不被訊問。
富弼的態度非常明確：供認不諱。他先后三次上奏，表示自己招認一切指控，如果朝廷要借此事達到威震天下的目的，懲罰他一個人就足夠了。
四月，侍御史知雜事鄧綰又彈劾富弼及亳州簽判徐公袞，神宗下詔將鄧綰的奏疏送到亳州推勘院，但對于富弼只令案后收坐。于是富弼第四次上奏，申明徐公袞、石夷庚等人都只是執行自己的命令，他自己一力承擔所有罪責，而且他說徐公袞、石夷庚還曾表示異議，他當場就把二人叱罵了出去。富弼一再強調是他自己“專主其事，情狀甚明”。
當然富弼也為自己做了辯護，他說如果自己公開下命令讓州縣不執行，則是廢格朝廷新法；如果依照朝廷法令放貸青苗錢，將來必然導致貧民逃竄，青苗錢收不回來，縣司公人也得跟著一起賠錢，這是兩難。所以他先是接受朝廷法令，說到時候再執行，以顯示對朝廷命令的尊重，然后又秘密地讓屬縣不得立即放貸青苗錢，以免將來貧戶逃竄、縣司公人賠錢，這是兩得其便。
“青苗這件事，天下之人，不管是聰明人還是傻子，都知道時間越長為害越深，只是朝廷不知道。這真是讓人無可奈何！”富弼憤懣地說。他聲稱自己情愿受到嚴厲的處罰，“雖死無悔”，希望其他人能夠被寬恕。
富弼
王安石不滿意
在這一案件的處理過程中，極少官員敢出來說情。僅有新任命的監察御史里行劉摯上書稱“聽說亳州當地官員和相關人員，都被關押了起來，成為一場大獄，弄得人心惶惶”，請求盡快結案。但他并不敢為富弼開脫罪責，只是說：“亳州的地方官員比如主簿、縣尉等都因不散青苗錢被指控有罪，這實際上是前宰相所為，難道這些人能夠控制嗎？”
劉摯被認為是這時期臺諫中最敢說話的人，但也只能說到這個層次。因為亳州青苗案的案情十分清楚，關鍵在于皇帝對處置前宰相究竟有多大決心。
神宗將亳州青苗案視作改變政壇風氣的一次契機，他對王安石說：“比如富弼這件事，以前哪里有調查指控，現在進行立案審查，這樣的事情辦多了，官員的態度慢慢就變過來了。”
王安石認為神宗的態度還不夠強硬，他說：“以臣所見，似乎小人還是不肯洗心革面。臣愚以為陛下如果真的能夠洞見群臣情偽，操利害以馭之，那么誰敢為非作歹？只要朝廷之人不敢為非作歹，那么士大夫的風氣立即發生變化，哪里用擔心紀綱不立呢？”
經過四個多月的審判，最終的判決結果是：富弼落使相，以左仆射判汝州（今河南汝州）；通判亳州唐諲，簽判蕭傅、徐公袞，支使石夷庚，永城等七縣令佐等十八人皆沖替。沖替，即是罷免，必須馬上離任。
富弼被罷使相之后依然很強硬，將赴汝州時上奏說：“我現在年紀大了，老眼昏花，既因為不稱職被朝廷怪罪過，現在又當知州，必然會再次廢格詔令。希望所有新法文書，臣一律不再簽字，直接交付通判去執行就可以了。”他依然表示出不合作的態度，不久之后即告致仕。
到后來征收免役錢的時候，河南府知府李中師非常積極，率先諸州推行。富弼告老家居，李中師就按照富弼的戶等，讓他和富民一樣出錢。富弼不僅不能再阻撓新法，還成了新法直接的法辦對象。
亳州青苗詔獄是朝廷首次置獄處理地方上停止放貸青苗錢的問題，此前雖有類似的情況，但神宗往往不予深究。這一次不僅富弼遭貶，一州七縣的官員全遭處分，是此前未曾有過的，彰顯出朝廷力推青苗法的堅定決心。這和王安石的主張密切相關。
王安石曾勸諭神宗說：“朝廷上驅逐奸邪，和戰場上斬殺賊寇，沒有什么差別。賊寇眾多而強悍，盤踞的時間越長，那么就越需要勇猛強勁、堅持不懈。討伐的多了自然就服帖了，就是這么個道理。”在他看來，朝廷鏟除對新法持異議者，就要和戰場上殺敵一樣，要打一場持久戰，才能實現“變風俗、立法度”的目標。
大興獄事正是王安石的除奸手段。早在仁宗嘉祐年間，王安石在“萬言書”中闡述自己的變法主張時就曾說過要“加小罪以大刑”，“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不帥者”即不服從的人，和相貌無關），法之加必自此始。”
富弼說王安石“身心管、商”，確實是知人之論。商鞅立木以建信，刑太子之師以立威，此種精神讓王安石非常感佩。他在《商鞅》一詩中寫道：“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王安石的兒子王雱也經常稱贊商鞅是“豪杰之士”。商鞅是王安石父子的精神偶像。
王安石對神宗說：“富弼雖然被責降，但還是過著富貴生活，這樣怎么能夠威懾奸臣？”又說：“處理富弼這件事，實在是沒有將法治落到實處。鯀因為違命而被殺頭，共工因為奸惡而遭流放，富弼兼此二罪，卻只被罷去了使相的名頭！”在他看來，富弼實在是罪大惡極，所受的懲罰實在是太輕。
有記載說王雱甚至曾放言：“在鬧市之中砍掉韓琦、富弼的頭，新法就推行下去了！”有人認為這是黑王雱的段子，王安石的兒子也是飽讀詩書的儒雅之士，不至于放出這樣的狠話。但倘若看一下王安石對富弼罰得太輕的強烈不滿，就知道王雱說出這樣的話并不奇怪。
熙寧三年，小官唐坰上書說：“青苗不行，宜斬大臣異議者一二人。”他由此深受神宗賞識，獲賜進士出身，先后被任命為秘書省正字、崇文院校書。王安石也非常賞識他，把他提拔為御史。放出這樣狠話的人能夠迅速升官，由此可見當時的政治氣氛。
進擊的少年
老臣富弼失勢了，年輕官員趙濟志得意滿。他先是被神宗賜緋章服，即紅色官服與銀魚袋，本來按其品級只能穿綠色官服，這是皇帝的特別賞賜。沒過多久，他又被拔擢為太子中允（朝官，正五品下）、權發遣同提點刑獄，成為威風八面的大宋提刑官。變法不到兩年，他就實現了從“苦逼”到“酷斃”的華麗轉身。
“權發遣”是王安石變法時期普遍推行的一種新制，主要是為了解決新提拔的官員資序太淺的問題，差遣之前加“權”意味著資序低一等，加“權發遣”意味著資序低兩等，這樣就可以擴大高級官員的選任范圍，把資歷不夠的低級官員提拔到負責新法的關鍵崗位上，不次用人，唯才是舉，讓年輕有為、積極進取的官員在新法實踐中脫穎而出。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引發朝堂上的巨大爭議，他把很多異議大臣都趕到地方，肅清了朝堂之上的反對勢力，但在地方上又出現了各種反對力量。在地方上王安石所倚重的正是這批新上來的提舉常平司官員，他們中的大多數沒有讓王安石失望，40余人中有一半后來長期擔任各路的轉運使、提點刑獄等，成為朝廷推行新法的中堅力量。
比如成都府路的首任提舉官李元瑜表現得非常優秀。他本是彭州永昌縣的知縣，擔任提舉官之后非常盡職，熙寧三年就被提拔為權發遣同提點刑獄兼常平等事。當時成都府路的監司如轉運使范純仁、提點刑獄謝景初、轉運判官李杲卿對于推行青苗法態度消極。李元瑜和他們針鋒相對，并抓住機會，向朝廷控告他們宴飲過度，且有歌妓陪酒作樂，特別是謝景初和李杲卿，和歌妓行為不檢。當時朝廷正著力整頓官員生活作風，神宗下詔置獄審理，謝景初和李杲卿都遭嚴辦，范純仁也被調離。
大概是因為推行新法過于勞累的緣故，熙寧四年六月李元瑜在任上去世，成了為新法而殞身的烈士。王安石非常惋惜，對神宗說：“李元瑜在成都，以一身對抗范純仁、謝景初、李杲卿等人，范純仁等都沒能讓他屈服，而他們的黨與大多被李元瑜檢舉揭發，因阻撓新法罪受到處理。”以當時李元瑜的級別，按制度不應當推恩，神宗特令與一子推恩，又命令宦官護送其喪歸鄉安葬，還賞賜了絹300匹。
此外，陜西首任青苗使者蘇涓彈劾永興軍安撫使司馬光，也是新進少年試圖傾搖老臣的典型事件。
劉摯后來彈劾趙濟，他說賞罰是皇帝駕馭臣僚的手段，趙濟竊取了皇帝的權柄，“舞公事以傾勛舊，起大獄以逐官吏”。這不過是劉摯一廂情愿的想法，趙濟不過是皇帝的一枚棋子而已。
新法，是年輕官員的機會，能當棋子的機會，加官進爵的機會。正因為如此，那些剛剛被提拔上來的“新進少年”，比如趙濟、李元瑜、蘇涓，他們敢于攻擊那些比自己資歷高得多的元老重臣、地方大員，結果往往是一擊而中，仕途榮顯。如此一來，官場上的權力斗爭明顯加劇。
官場，變成了戰場，為權力和理想而獵殺。少年登臺，老臣讓位，新進的大門敞開，勛舊的威權落地。王安石變法運動，首先是一場官場的更新運動，是官僚系統的大換血，少壯派的野心與榮耀讓大宋帝國血脈賁張，亢奮不已。
這可能容易產生一種誤解，就是把新舊黨爭簡單地理解為元老大臣和少年新進之間的斗爭。其實，反對新法的也有不少是年輕官員，比如蘇軾、蘇轍、劉摯等。就是那些積極參與新法的新黨官員們，也會為邀功爭寵而斗得不可開交。
對于所有官僚來說，新法是一場考驗，有的人選擇抓住機遇，有的人選擇堅守理念。他們的個人選擇背后的原因千差萬別，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終極的原因，說到底就是個人選擇而已。而變法是一場運動，是一種浪潮，被潮流所挾裹者必然是多數。
結語
北宋變法的時代，也是斗爭的時代。亳州青苗大案是其中一個典型的案例。正是通過激烈的斗爭，皇帝的威權提升，朝廷的政令暢通，新法的政策落地。從貴近下手，以刑罰立威，王安石效法商鞅，確實實現了“能令政必行”的目標。
不過，一旦官場變成了戰場，想把斗爭叫停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士風丕變，利益攸關，士大夫之間的和解便成了一種奢望。不止是神宗一朝，北宋最后六十余年一直籠罩在激烈的權力斗爭之中，直至靖康之變王朝覆滅。
值得一提的是，“行法當自貴近始”的改革思路，到近代依然不乏效仿者。戊戌變法的時候，康有為受光緒帝召見，與榮祿相遇。榮祿問道：“固知法當變矣，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變乎？”康有為忿然回答說：“殺幾個一二品的大員，法即變矣。”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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