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時期，美國想用原子彈結束戰爭，毛主席發話：放馬過來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了，美國宣布介入戰爭，但是隨著我人民志愿軍的入朝作戰，美國遭受了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傷亡。兵敗的陰影籠罩著美國軍隊，朝鮮戰爭中美國遭受了史無前例的傷亡和恥辱，惱羞成怒的麥克阿瑟，曾一度叫囂著要向中國投擲核彈，向中國發動戰爭，希望通過不斷擴大戰爭的方式，來挽回自己丟掉的面子。

其實在這個時候，不但美蘇都早已有了核武器，并且核武器也逐漸開始了大發展。面對中國人民志愿軍勢如破竹、百折不撓的攻勢，美國不但做好準備在戰爭中實際使用核武器，并且還向中國發出了目的在于震懾和訛詐的核威脅。

最后，美國在戰爭中沒有使用核武器，核威脅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那是因為美國人良心發現嗎？當然不是，美國人這么些年來的行為，用脫口秀演員楊笠的話說，美國人還有底線嗎？那么美國人為什么不敢使用核武器呢？

其實，最主要的顧慮就是一旦使用了核武器極有可能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核大戰的出現將會把整個美國打回石器時代，沒有一個美國總統，沒有一屆美國政府愿意承受這樣的傷害，畢竟此時的核武器已經不是美國獨家經營了。

但是通過朝鮮戰場上的表現，核武器作為特殊武器、終極武器的影響力獲得了鞏固，中國也由于遭受核威脅而更為堅定不移地要發展核武器。

在朝鮮戰場上，美國準備使用核武器來進行實戰，主要是根據兩個需求：第一，使用核武器逆轉戰場上的不利的局勢。次之，當戰爭不斷擴大或升級時，可以用核武器替代人力，以降低美國軍隊傷亡和縮短戰爭的過程。

核武器在研制之初的定位是軍事武器，但是隨著美軍在廣島和長崎投擲原子彈，所產生的巨大威力，直接讓前一秒還叫囂著1億玉碎的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世人第1次見識到了核武器的巨大威懾力。因此由于核武器展現出來的威懾作用，核武器也逐漸地由單純的軍事武器變成了政治武器。

所以，為了更好地實現政治和軍事目的而利用對核武器的恐懼感，成為了美國在朝鮮戰爭中的主要是考慮要素。美國利用核武器來進行威懾主要是反映三個方面的用意。

第一，阻止中國參加戰爭。1950年7月底，因為朝鮮半島戰局對美國極其不利的，杜魯門同意向關島部署10架裝滿非核武器部件的B-29戰略轟炸機。這一部署已被紐約時報公開報道。除此之外在朝鮮半島避免出現戰事上的失敗，杜魯門的行動計劃還包括了對我國的威懾，以阻止志愿軍向朝鮮半島出兵，或者是解放臺灣。

第二，迫使志愿軍終止軍事行動。1950年11月，美國軍隊在第二次戰役中傷亡慘重，這時杜魯門開始公開地向中國發出核威脅。杜魯門在11月30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警告說：“我們將采取一切相應措施來解決軍事局勢。”

有些人問到這是不是包括原子彈的使用，杜魯門說：“這包括我們所有的武器，”

他說：“我們一直在多方面考慮使用原子彈。我不愿意未來有一天會用到它。它是一種恐怖的武器，不可以用于應對那些與軍事入侵不相干的可憐男人和女人以及少年兒童。可是原子彈一旦使用，這樣的事情是難以避免的。”

美國總統初次宣稱積極考慮對中國使用核武器，并暗示著什么時候使用原子彈將由朝鮮半島戰場的軍事指揮者麥克阿瑟決定。

第三，促使中國接受美國的停火條件。在競選中，杜魯門的繼任者艾森豪威爾表態一旦他登臺，馬上終止朝鮮戰爭，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將考慮使用核武器。

1952年12月14日，艾森豪威爾在訪問朝鮮以后，公開放話，從今天起，美國將“按自己選擇的方式做事”，給對手留下一個永世難忘的印象。這話他們顯而易見是對中國說的。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國務卿都一致認為，明確表示隨時準備使用核武器將加大達到可接受簽署的停火協議書的概率。

在朝鮮戰爭中后期，盡管核武器已不再稀缺，但美國的戰略布局決定了它不太可能在遠東打一場大仗，而假如以核武器打擊中國本土的目標，就很有可能造成蘇聯參戰，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因為中蘇早已簽署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在政治上，美國不使用核武器，就是顧慮全球社會輿論會對它不利，擔心對中朝使用核武器會導致東南亞國家和人民的一致反對，尤其是轟炸中國東北地區大都市，必定會導致很多無辜普通民眾的死亡，因此遭受盟友和全球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

很明顯，不管美國想真的使用核武器，或者是要進行核威懾和核訛詐，中國都是它的目標。即便美國在核武器問題上沒什么動作，沒有表態發言，也遮掩不了它基本上擁有核壟斷這一客觀事實。倘若核武器“存在即震懾”，那么美國對中國產生核威懾就是客觀事實。但從中國抗美援朝的決定和行動計劃來看，美國的核威懾作用并沒有明顯地影響到中國。

而對于美國很有可能使用的原子彈，中國在發兵抗美援朝以前就考慮到了。在中國作出抗美援朝的決策時，核武器這個關鍵因素是不能回避的一個客觀現實。

1950年8月5日，主席接見戰略預備隊第十三兵團總司令鄧華時，曾特別強調說：“集結東北地區后，你們的工作任務是護衛東北地區的邊境，還要提前準備同美國人的戰爭，要提前準備打極大規模的戰役，要提前準備他們打原子彈。它打原子彈，我們打手榴彈，把握住它的缺點，跟著它，最終擊敗它。”

過了一個月，主席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九次大會上特別強調：“戰爭打響的時候，并不是小打，而是大打，并不是短期打，而是長期打，我們要搞好充足的準備。他們要是非那樣干不可，我們就跟著走。”

由于原本就預估美國會使用核武器，因此中國對美國的核威脅、核訛詐既不出乎意料，也并不慌亂，并沒有因此干擾自身的戰略布局和軍事行動。那時候中國又有哪些底氣忽略美國核武器因素，毅然決定發兵抗美援朝？

有兩種觀點可以看得出。第一，主席等老一輩革命家所具備的無畏的革命精神，是歷經戰爭年代血與火的身心的洗禮形成的。就算美國沒有原子彈，一個新生的弱國要想對抗全球頭號軍事強國，也需要不凡的膽量。

第二，中蘇在那時候簽署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蘇聯不但是中國的盟友，它還有著強大的常規武器，并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對中國的核保護，促使美國對中國使用核武器的戰略決策越來越困難而錯綜復雜，美國務必充分考慮蘇聯很有可能進行核報復的概率，雖然當時這樣的報復能力還較為有限。

1950年夏季，美國公開在關島部署B-29轟炸機的信息，希望借此機會施加壓力阻擋中國出兵朝鮮，但最后仍未改變中國領袖抗美援朝的決心。

1950年12月，杜魯門核威脅發出后沒多久，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軍隊發起了新春攻勢，1951年1月4日攻占漢城，導致美國軍隊向南潰敗。

美國在第五次戰役前曾通過一個傳話人向中國發出核威脅，但中國人民志愿軍始終按預定方案進行了第五次戰役。自志愿軍入朝之后，這是規模最大的軍事攻勢，最后穩固了三八線地區的戰線，導致“聯合國軍”轉為戰略防御，并被迫接受了停戰談判。

在艾森豪威爾當政以后，中國在面對其直接的核威脅政策時，作出了讓戰爭繼續下去的聲明。1953年1月23日，《人民日報》公開社論，預測分析美國很有可能使用原子彈。5月21日，杜勒斯在印度向中國發出核威脅，但志愿軍6天后又發起攻擊，并在戰場上獲得了豐碩的戰果。雖然從杜魯門到艾森豪威爾都希望通過威脅使用核武器來直接影響中國的軍事戰略決策，但從具體情況看來，他們并沒有獲得這樣的實際效果。

使美國始料不及的是，恰好是在朝鮮戰爭和后來的兩次臺海危機中，美國對中國的核威脅和核訛詐使得中國踏入快速發展核武器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