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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洞位于山西省的南部臨汾盆地的北端，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時期，這里是楊侯國的所在地。
直到公元六百一十七年，才有了今天這個名字紅豆。
背負著家族的使命，二零零二年的十月一號，江蘇豐縣劉氏家族的三位老人來到了洪洞。
安頓好住處后，他們首先來到了位于洪洞城北的大槐樹祭祖園。
大槐樹祭祖園和一個傳說有關。
他的所在據說正是當年傳說的發生地。
在機組園內的尋根咨詢處，范忠義所長和劉忠平副所長接待了來自江蘇的這三位劉氏老人。
在老人們隨身攜帶的旅行包里，裝著一套厚厚的家譜。
在這套名為李兆堂劉氏家譜中，清晰地記載了他們先祖的出處。
吳家世居山西洪洞縣野雀窩。
江蘇劉氏的三位老人希望能在洪洞尋根問祖，將家譜的源頭續上。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根的意識一直非常的重。
葉落歸根就是這種意識的一個形象寫照。
一年四季，大槐樹祭祖原理絡繹不絕的尋祖者和觀光客，幾乎也都是抱著和江蘇劉氏這三位老人同樣的想法，來到洪洞的。
天南地北紛至沓來的人們，似乎都在證實著那個傳說的真實存在。
然而，翻開紅洞的地方，制，一個奇怪的現象出現了。
關于歷史上那次移民事件，歷代的洪洞限制幾乎都沒有記載。
也就是說，在民間影響巨大的洪洞，移民，在他的發生地卻被忽略，甚至遺忘了。
那次移民事件真的發生過嗎？
真有那么多人從大槐樹下走出嗎？
成立于一九八三年的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是國內最早的一家專門從事歷史地理研究的機構，發生在中國歷史上的移民事件，是他們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在葛劍雄教授的領導下，這個研究中心撰寫出版了國內第一套權威的中國移民史專著。
與洪洞大槐樹有關的這次移民自然也進入了他們的視線。
葛劍雄說。
明史中，與虹洞有關的山西移民，最早的記載是一三七三年，也就是距今六百多年前的明汯五六年。
文字只有短短的一行六年圖，山西真定民屯鳳陽。
在明史和明實錄等當時的歷史文獻中，可以查出與山西有關的移民共有十八次，其中洪武年間十次，永樂年間八次。
歷史似乎以另一種方式表述著那個傳說的存在。
出生在山東的黃澤嶺，也是在那個傳說的熏陶下長大的。作為一名來自民間的研究者，黃澤嶺的注意力更多的是放在了對移民痕跡的尋找上。
這種痕跡也許是家譜，也許是祠堂，也許是當年存留下來的食物或者傳說。
他認為，這些來自民間的食物或者傳說應該算是更卻做無疑的證據。
在黃澤嶺現在生活的地方，河南濮陽遍布鄉村的村碑足杯描述的家族或者村莊的出處幾乎都是一樣。
明朝的洪武或者永樂年間，從山西洪洞前來。
在濮陽市區西白倉翟氏祠堂的一塊石碑上，黃澤嶺看到了這樣一段敘述。
恕我翟姓本，山西平陽府洪洞縣野雀窩人，也。自明初洪武奪地簽名。
這是又一個非常清晰地從洪洞遷來的家族移民記錄。
在供奉翟氏先祖的牌位旁，一個被稱為暖閣的東西，引起了黃澤嶺的注意。
這個木質的暖閣是古人用來侍奉家族先祖先輩的神器。翟世后人稱，這是從明代傳下來的東西，也許就是先祖從洪洞帶過來的呢。
顯然，來自史料和民間的記載，似乎都在證明明朝的山西大規模移民事件曾經真實地發生過。
山西為什么會成為移民的一個重要來源呢？
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是戰爭導致了這一次戰后生產力的重新布局。
元朝末年，貧人的戰亂使兵家必爭的中原成為唉鴻遍野的戰場。黃澤嶺說。
與中原地區激烈的動蕩不同，此時的山西卻顯得格外平靜。據史料記載，公元一三八一年，山西人口達到了四百零三萬，是河北、河南兩省人口的總和。
一個現象引起了研究歷史地理的葛劍雄教授的注意。他驚奇地發現，位于太行山與黃河中游峽谷之間的山西有著特殊的地理優勢。東是先進的太行，西，有呂梁的阻隔，南是黃河天塹，北有浩瀚的大漠。這樣的地勢使得山西很少受到大的戰亂波及。
在中國歷史上，每逢分裂或戰亂發生，山西就成為大批難民的庇護所，成為北部中國的戰略要地或政治中心，迎來一個經濟相當繁榮的階段。
那么這樣的一塊風水寶地，為什么還要向外移民呢？
洪洞流傳的一個跟水有關的故事，為這個問題提供了答案。
或山腳下的霍權在洪洞與趙成沒有合并之前，是兩線共用的重要水源。
為了爭水，經常引起械斗甚至傷亡。
焦頭爛額的地方官想出了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在霍泉的分水處擺上一個燒得滾燙的油鍋，然后投入十枚銅錢兒。兩個分別代表著各自獻利益的壯漢，赤膊下到油鍋里去撈搶。結果趙成撈到七枚紅豆，撈到三枚。于是霍權的分水方案就順理成章的出來了。
這個經歷了幾百年風雨的分水亭，一直忠實地遵守著當時的約定。
類似的水爭在山西各地都時有發生。
事實上，一旦戰亂平息，水資源缺乏的山西也就喪失了它的地理優勢，而密集的人口卻又開始成為了它的發展障礙。
對于山西的人口大縣洪洞來說更是如此。
所以在民間，戰亂還未結束之時，自發的移民就已經開始。
江蘇劉氏家族的遷移就屬于這樣一種原因。
在完成了元末王朝更替的戰爭之后，針對中原的凋敝荒蕪，戶部郎中劉九皋向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
古者狹鄉之民遷于寬鄉，蓋昱得不失利，名有恒業。
這對朱元璋的移民決策影響很大。
通關當時中國的格局能夠從所謂的轄鄉移出大量人口的地方，首選山西。
于是，無論真實的原因究竟如何，明朝初期一次對中國尤其是漢族人影響很大的大規模移民，在山西卻做無疑地發生了。
那么在這次移民事件中，紅洞究竟擔當了什么樣的角色？
從大槐樹底下到底遷出了多少人呢？
洪洞縣大槐樹劇團根據那段歷史排演出蒲劇大槐樹移民中的一場戲。
這場戲敘述了洪洞所在的平陽府的移民分配方案。
據史書記載，明初的移民從一三七三年開始到一四一七年結束。歷經三朝近五十年的時間，牽涉山西五十一個縣，其中人口最為稠密的平陽府就占到二十八個。
作為平陽府的人口大縣，洪洞遷出的移民應該不是一個小的數字。
大槐樹祭祖園的寧靜，經常會被列車的尖叫打破。這條橫亙于大槐樹祭祖園外的同蒲鐵路，是晉南乃至山西與外界溝通的一條重要干道。它的位置在古代正是山西貫通南北的官道所在。
唐宋以來，官府就在這里設有驛站位置，就在祭祖園的臨近。
祭祖園的所在是當時的廣濟寺，這個位于官道邊的寺院，香火極盛，殿宇巍峨，僧眾集集。
傳說中，四旁有一顆漢槐，樹身要幾個人合圍，蔭蔽樹木。
對于一直生活在田園夢幻中的紅豆人來說，那場影響到整個中國的變動幾乎是突然發生的。
當簽名的告示出現在大槐樹蒼老的樹身上的時候，一場離鄉背景的故事拉開了序幕。
根據文獻通考的記載，在明初移民之時，民政府在洪洞廣濟寺設局駐園，發給平詔川資寺前的大槐樹，也就成為集合的標志之物。換句話說，位于交通要道的洪洞，除了作為移民的遷出地之外，還成為山西移民外遷的一個重要集散地。
來自山西各地的移民紛紛聚集到了洪洞的大槐樹下，然后又從大槐樹下遷移到那些未知的他鄉。
根據當時的移民政策，同宗的兄弟不能遷于一處，于是他們打爛鐵鍋，各執一片。作為日后相認的憑證，或者干脆改名換姓。
這些跋山涉水從洪洞集散出去的山西移民，最后到底遷往了何處呢？
真的像傳說中的那樣，有超過兩億的漢族人的祖先來自洪洞大槐樹嗎？
關于這次移民，除了史籍和家譜的記載外，還有其他的證據嗎？
地球經緯線上的交叉點。
就是我們出發的起點。
順著大自然提供的線索。
我們用聲音探索奧秘。
天地。
天空。
沒有相信。
我們的心。
有可能運營。
歡迎繼續收聽天地一家，我是劉思佳。
一個初秋的日子，黃澤嶺得到了一個消息，在玉魯交界的山東莘縣有一口，據說是從洪洞廣濟寺沖下來的。谷中。
雖然將信將疑，但黃澤嶺還是決定去實地探尋。
因為深陷的所在正是黃河故道的范圍而沖毀了廣濟寺的汾河就是黃河的一條重要支流。
在深陷良苦雜草叢生的后院里，黃澤嶺看到了那口大鐵鐘按住中的年代推算是一千一百九十八年與廣濟寺殘留下來的十斤長的年代相同。
很巧，這口碩大的古鐘恰恰也掩埋在一棵槐樹的身邊。
以一個民間研究者的角度判斷，黃澤嶺認為這口古鐘應該與廣濟寺有一定的聯系。
民間的傳說似乎也在印證這個說法，當地的一些老人幾乎都聲稱自己來自紅豆。
古中是否來自廣濟寺，也許會是一個永遠的迷。
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巧合是，根據史籍的記載，明初從山西洪洞等地遷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戰亂影響最大的河南、河北、山東、北京、安徽等地。而谷中恰好處在這個區域之內。
從江蘇千里迢迢來到洪洞尋根的劉氏家族的三位老者，在劉忠平副所長陪同下，來到了洪洞縣檔案館。
這里恰好保存了一套完整的蘇寶劉氏家譜。
蘇寶是洪洞的一個大鎮。
洪洞現有的流逝有三大支，江蘇流是判斷他們這一支應該和蘇寶地流是有一定的聯系。
原因是他們的先祖娶的是隱士，而劉姓和尹姓恰好是紅豆酥寶的兩大姓氏。
然而，對照的結果，卻使三位來自江蘇的劉氏老人感到失望。兩本族譜沒有相同的東西。
大槐樹祭祖園的劉忠平副所長卻并沒有感到意外。
這樣的場面，他不止一次遇見過。
但那個纏繞在他心中的困惑卻越來越強烈。
為什么這些移民的后裔在洪洞很難找到自己的根呢？
與此同時，在河南的濮陽，兩個拿著家譜和先祖畫像的不速之客出現在黃澤嶺的面前。
從濮陽市郊過來的崔善路和崔善丁，希望黃澤嶺能為他們崔氏家族的尋根提供幫助。
來自濮陽的這本崔氏族譜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五祖乃漢代名士，柏林一脈志明永樂初年，自山西洪洞遷居金枝濮陽。這就是說，河南濮陽崔氏家族的根也在紅洞。
根對于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人來說，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概念，它是村落、血緣、習俗、親情乃至生活史的綜合體。
在人如浮萍的事實中，追尋根的出處，總能給人一種別樣的安全感。
然而，那些自稱為大槐樹移民后裔的人，真的能在洪洞找到自己的根嗎？
江蘇的劉氏和河南的崔氏，以及遍布全國五百九十多個縣內將近兩億的漢族人真的來自于洪洞的大槐樹嗎？
它是一個真實的地理位置，還是一個關于移民的籠統的概念呢？
六百多年來，在民間，大槐樹移民后裔們在洪洞的尋根幾乎從來就沒有間斷過。江蘇劉氏的這三位老人，就是擔負著家族尋祖歸宗的愿望。來到洪洞的。
與此同時，在河南的濮陽也在發生著一次相似的尋找。和江蘇流逝不同，同樣聲稱自己出自洪洞的蒲陽崔氏，選擇的是求助專家，完成他們的尋卒渴望。
蒲陽崔氏找到的專家就是在民間一直從事移民研究的黃澤嶺。
不論江蘇劉氏和河南崔氏的這種尋找會有什么樣的結果？至少他從另外一個方面證實了當時移民的兩個去處。
但是，歷時近五十年，超過一百萬的移民顯然不會只是去向河南、江蘇這兩個省。
統計的資料顯示，明朝的山西移民分布在全國十八個省市五百多個地市，其中以河南、河北、山東、江蘇、安徽等地居多。
江蘇劉氏和河南崔氏的尋找只是兩個移民家族，很單純的尋根。
其實，在中國，由移民組成的村莊和城市幾乎隨處可見。
北京就是一個主要由移民組成的城市。
在這座城市的政府辦公樓里，在公司、企業和大專院校中，人們可以聽到幾乎全國所有地方的方言。大概正因為如此，北京才顯示出首都的風范。
東北三省則有著許多一百年來從山東遷徙而來的移民。
中國經濟發展最為快捷的上海，便是這樣一個典型的由成千上萬移民構成的城市。
歷史是人創造的，是人口在時間和空間中活動的結果。
生活在上海的葛劍雄，在他主編的中國移民史中，就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
文化是以人為載體的，人口的流動加速了文化的傳播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移民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活動。
中國的歷史其實也正是一部移民的歷史。
在所有的洪洞移民傳說中，大槐樹是一個始終無法回避的詞匯。
在一九一七年出版的洪洞縣志中，對那棵大槐樹的存在做了這樣的記載。同時很具體地描述了它的位置。
那棵傳說中的大槐樹早已被汾河泛濫的洪水沖走了，只有一塊刻著古大槐樹字樣的石碑矗立在它的遺址處。
現有的兩棵槐樹，據說就是那棵古槐同根滋生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
也許我們永遠也無法知道大槐樹移民的確切去向，更無從知曉他們到底有多少后人。
但那棵消失的大槐樹，還會在許多人的記憶中，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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