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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幾年《婚姻故事》、《婚姻生活》等一系列“恐婚恐婚教育片”的連番暴擊后，筆者又發現了一部一拳打醒戀愛腦的網飛新劇《女傭》。
在肖恩摔出的玻璃片散落在女兒頭發里那一晚，亞歷克斯抱著女兒偷偷離開了家。
去社會保障部門求助遇到——要給安排工作得先把女兒送入日托，但要把女兒送入日托又要有工作和收入證明——這個雞生蛋蛋又生雞的循環；
自費買了清潔工具去給富人打掃豪宅卻因為手機沒信號無法導航而遲到；打掃時因為沒吃早飯而昏倒；
離開后被富人投訴打掃不干凈而領不到37美元而需返回；
返回路上為了給女兒撿玩具而泊車在路邊被追尾。
到這時，她手里的錢已經從十幾美元變成了負債七八百美元。而她昏倒是因為舍不得買一個四美元的三明治。
社會保障部門的工作人員在得知亞歷克斯是從從潛在家暴中逃離后，幫助其申請到為專為遭遇家庭暴力的女性提供的救濟住處和過渡住所。
饒是如此，亞歷克斯還是一次次在現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女傭》最震撼的地方正是對女性困境的現實主義刻畫：
我們應當質問的不是她面臨著哪些困難，而是社會上有沒有哪些堅實的力量能持續地支持她走出困境。
比如當亞歷克斯借宿朋友家時，朋友的老公馬上打小報告——他們的社交圈原就高度重合，亞歷克斯幾乎沒有自己的社會資本。
又如女兒在托兒所出事聯系不上她時，老師理所當然地聯系了亞歷克斯同樣有家暴史的老爸。
又如女兒生日，作為父親的肖恩的拜訪也是理所應當無法拒絕，而肖恩斷片兒后的舉動再次導致讓亞歷克斯失去了剛租到的住處。
凡此種種，無不因一切社會結構都建立在家庭這個初級團體之上，而與此相連的層層責任和期待就像一張密不透風的網，把亞歷克斯死死圍住，無從遁逃。而其中最核心的因素正是母職懲罰。正如亞歷克斯所說“懷孕很容易”，但其他一切都因此變得艱難了。
在這一點上，最精彩的情節莫過于在救濟所熱情幫助亞歷克斯并鼓勵她爭取共同監護權的丹妮爾竟然突然回到了曾經要勒死她的丈夫身邊。
而當亞歷克斯百思不解時，救濟所的負責人表示司空見慣：在她的經驗里，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平均要來來回回救濟所七次才會徹底離開施暴者。丹妮爾才進行到第三次。
甚至高度平權的北歐社會也莫過如此。筆者本人曾在丹麥短期住過專為女性提供的救濟所。好處是無須提供任何證明，只要身為女性，走上樓去表示無家可歸即可被接納。
筆者獲得的只是一個十人間里的床位。夜晚，筆者聽到幾位女性在討論對其施暴的男性，言語間仍對其抱有希望。
在此過程中，曾幫助筆者的一位丹麥女性坦言，自己生于北歐這樣的平權社會，受過高等教育，依然曾經在前男友的肢體和精神暴力中掙扎了三年。她告訴筆者她的經歷以勸說筆者：不要為你是受害者而羞恥，更不要因此羞于求助。
直到最后一集，她直面那位看似無害實則也是施暴者的父親（即她不時驚恐發作的童年陰影的根源）向他請求：在我迄今為止的生命里你從來沒有站在我這邊過。現在我請求你，站在我這邊，為我（曾受家庭暴力）作證。而父親則拒絕了她。
父親的拒絕基于他對肖恩的認同。在他眼里，錯的不是肖恩，而是酒精這個魔鬼。
正如他本人已經不記得他當年如何家暴亞歷克斯的母親，而這樣的記憶卻如陰影般纏繞著亞歷克斯的一生，并間接影響她的擇偶一般。
誠然，肖恩也是不幸童年的受害者，但當他沉淪酒精而對愛人揮起拳頭，他又成為了暴力之再生產的一環。父親對肖恩的認同指向男性間隱蔽的同謀。而這樣的同謀并不會改善這個社會暴力泛濫和持續生產的現狀。
直到看到孩子的照片，她才意識到，自己對孩子的渴望或許只是為了滿足丈夫。
而她的丈夫已經提出離婚。她憤怒地摔打著購置的嬰兒床，幸好她從未放棄自己的律師工作，依然能夠在事業中重整河山。
這也是亞歷克斯最終的選擇。在《女傭》的最后，搬回篷車重蹈覆轍的亞歷克斯選擇帶著女兒再次逃離。不再指望永遠承諾要戒酒的肖恩，也不指望自以為無辜的父親，也不指望那位看起來體面又深情的工程師追求者。
不少評論認為亞歷克斯拒絕這位工程師的幫助是死鴨子嘴硬，是“作”，卻未意識到那樣不過是換個男性依附，亦有要逃跑的一天。這類想法仍是將自身獨立寄托于他人的好惡之上。誰知道這位現在溫文爾雅的工程師以后會不會翻臉而成為肖恩呢？
相反，哪怕是聽起來不體面的、經常被人無視的清潔工作，也能賺來面包、女兒的玩具和最重要的——作為個體的自信。《女傭》的原著作者在這樣的經歷后，在30多歲時回到大學，40多歲時寫出暢銷書。
《女傭》雖然才播出第一季，這個勵志的現實結尾卻在激勵著眾多正受困于家庭或情感的女性：第一，你永遠可以對傷害性的關系說不，并求助；第二，你有與生俱來的力量，可以改變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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