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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給老家的爸媽裝監控
安裝監控之前,每次和父親打電話,他總是講,“撂了吧,撂了吧”,怕我花錢。現在安了監控,他也不催我了,每次都慢慢嘮,不著急。我不僅能看見他們的一舉一動,還能跟他們聊天,彌補了眼下不能朝夕相處的遺憾,拉近了許多距離,就好像我們生活在一起。
▲4月5日清晨,趙仁的父母目送他驅車離家。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記者 吳淋姝 編輯 胡杰 校對 劉越
根據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生活在我國農村的60歲及以上人口有1.2億人。
據《法治日報》的相關報道,農村留守老人與村莊、土地相伴,農作負擔重,孤獨感嚴重。
在此背景下,愈來愈多在外務工的年輕人為老家安上了監控設備,便于隨時查看老人的狀態,同他們交流情感。
陳小冬的母親過世后,父親成了空巢老人,留守在山東沂山深處的一個鄉村。“我爸獨自在家的孤獨,之前只憑想象,從沒直觀看見他的那種孤獨。”陳小冬覺得,安了監控之后,老人的孤獨仿佛溢出屏幕,朝他排山倒海涌來。
趙仁的雙親留守遼東的一個小山村已有二十余年,今年清明假期,他給家里安了三個監控攝像頭,一來為了防盜,二來可以隨時查看年邁父母的狀況,監督母親量血壓、吃藥。
不久前,趙仁上傳在某平臺的一段監控視頻一下子火了。畫面中,七旬母親以為攝像頭花了,擔心兒子看不清,踩在柜子上,咧著嘴、笑嘻嘻地用毛巾擦拭。
“父母年紀大了,離得又那么遠,多留一個影像,就多留一點念想,等他們‘百年之后’可以時不時看一看。”趙仁告訴新京報記者。
新京報記者采訪了上述兩個給農村老家安監控的“游子”,聽他們講述安監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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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承受的孤獨,是我沒法想象的”
以下為陳小冬的自述:
去年8月,我回老家休了一星期的假,決定在家里裝個監控,這樣就可以隨時查看家里的情況,也能隨時看到父親在干什么。
老家在沂蒙山的最深處——山東省濰坊市臨朐縣九山鎮的一個小山村。33年前,我就在這里出生。高三開學之初,母親遭遇車禍去世。自那年起,父親開始了獨居生活,一個人料理家里的七畝地,田地里的玉米、花生、板栗、丹參成了他留守家中最大的意義。
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有兩個姐姐和一個雙胞胎哥哥。如今,他們都已成家。大姐離父親最近,僅隔2.5公里。二姐和哥哥定居濰坊市。
而我自己逐漸成為鄉親們口中老陳家“隔得最遠的孩子”。2008年,我去了石家莊讀大學。緊接著,又到南寧讀碩士。2015年夏天,正式成為“蓉漂”,在成都追逐我的新聞理想,做記者,靠賣字糊口。
工作以來,每年回老家的日子湊在一起不到半個月,同父親的日常聯系,全依賴手機。但父親到現在還沒將手機的基礎功能徹底搞明白,不接電話、不回電話、手機關機的狀況時有發生。聯系不上他時,我異常焦灼,有時還得辛苦大姐跑回家看看。
全村2000多口人,安監控的人家屈指可數。一般是做生意、搞養殖的鄉親才安監控,目的是防盜。
而我的目的是想多看看父親,緩解思念。哪怕這么說有些矯情。
透過攝像頭,我見證了老家一輪完整的夏秋冬春。在外十三載,短暫歸家之際多逢冬夏,沂山深處的春光和秋色讓我惦念許久。如今,我也了了愿。
▲陳小冬的父親在院子里掃雪。受訪者供圖
當跟父親提起要裝監控時,他說我閑得難受,“裝捏個咋?一點用處沒有。”我說,“裝著耍,你甭管。”跟父親,沒法說相對軟和一些的話,從小到大都這樣。
監控送到家,我和姐夫爬上爬下,打好孔,裝在了西墻上。這個位置,只能俯瞰西邊那片亂糟糟的泥巴地、院子內的幾間老磚房、菜地及家的出入口。監控的范圍觸及不到屋內,還是想給老人多留些空間和隱私。
攝像頭可以上下左右旋轉,角度最大能達180度,我花了好些工夫才調試到恰當的角度。監控一連上家中早前安好的移動寬帶,手機上的App就能顯示實時畫面了。監控存儲卡的空間很足,到現在,我都能回放過去一年的監控畫面。
監控裝好后的翌日,我就動身返回成都了。抵達成都的當天早上,在手機端打開攝像頭,看到父親和大伯站在門口。我趕忙打開隔空對講功能,喊了一嗓子,兩個老人被嚇了一大跳,繼而又覺得十分神奇,“隔著捏么遠都能說話?!”“動靜不小!”
▲陳小冬將監控裝在了老家的西墻上,攝像頭可以上下左右旋轉。受訪者供圖
攝像頭24小時都在工作。近一年來,我每天都會打開監控App,查看1700公里外父親的身影。看回放的時候,最關心父親出門和歸家的場景,看下他早上幾點出去,傍晚幾點回來。往往,晨6時,三輪車還在,8點鐘時,三輪車就消失了。我就把時間條拖到6時至8時的區間,去找他出門的畫面。下午5點半時,三輪車還不在,拖到半小時后,發現車回來了,我又向前拖一點去找他回家的身影。
有時候,若在監控范圍內尋不到他的身影,我會喊一嗓子,監控的功放音量很大,父親只要在家,一聽到我的聲音,會立馬跑到西墻下同我對話。我能看到他,他看不到我。
不過父親覺得不礙事,用他的話講,就跟打電話一樣,還省了話費。彼此開口的第一句話通常是,“吃了沒有?”我問或他問。
父親是個沉默寡言的人。
小學三年級便輟學的他不善言辭,更不擅長表達情感,從未在兒女面前傾吐過他的孤獨與思念。比如,他從來不會說“想你了,兒子”這類的話,也極少主動給家人打電話。
有一年下大雪,村里家家戶戶關門閉戶。父親在屋里待了三天三夜,沒踏出家門一步。那時還有長途漫游費,父親更不愛打電話。恰巧那幾天,我和哥哥姐姐都沒往家里打電話。這意味著,父親有三天三夜沒說話,沒跟外界接觸,說是與世隔絕也不過分。
▲忙活了一天,陳小冬的父親一回家就在院子的磚房生火做飯。(冬天則在屋內做飯) 。受訪者供圖
于年輕人而言,排遣孤獨的方式有很多,手機、網絡、社交都是治愈寂寞的良方。但對農村老人來說,一個人就是一個人。很難想象,那三天他是如何熬過的。父親承受的孤獨,是我沒法想象的。
好在裝了監控之后,他有了自己表達情感的方式。
一日,接到他的電話,讓我打開監控畫面。 實時畫面中,他捧著一鍋煮好的肉,興沖沖地給我展示。他不曉得,鍋里的東西在畫面中是模糊的,實際上我根本看不清。一個周五的早上, 在樹下挑選板栗的父親忽然發現了一個碩大的栗子,高高舉起,走到監控下給我看。
豐收的季節,父親每天都要去地里干活。秋收之后,早晨七八點鐘,他還要騎著電動三輪去養殖場打零工,一天能掙80元。
經常,傍晚6點來鐘,天已黑透,才見父親騎著電動三輪車回到家。黑燈瞎火,冷鍋冷灶,借著額頭上的頭戴式手電筒,他開始在院子的磚房生火、燒水、熱菜。北方的秋夜,已經很涼了。
父親騎著電動三輪出門時,他會戴著紅色的頭盔,這讓我安心了些。去年5月,沒戴頭盔騎行的父親在過馬路時,同一輛摩托車相撞,致左側顴骨塌陷、三根肋骨骨折。這讓我嚇得不輕,當年,母親也是在那條道上出的車禍。
日復一日,他總是一個人出去,一個人回來。已滿67歲的父親看上去瘦削而衰老,說他76歲也不違和。
所有畫面中,最令我難受的一個場面是,父親抬個矮板凳坐在家門口,呆呆地望著院外的那條車來車往、人去人回的小道,狗子趴在不遠處。視頻里雖無聲無息,在我看來,卻有很強的視覺沖擊力。這是之前設身處地去想也想不到位的感受。
這是肉眼可見的老父親的孤獨。
▲讓陳小冬最難受的畫面:父親坐在家門口,呆望著不遠處的小道。受訪者供圖
今年8月中旬,父親上山打了一天農藥之后,腰突然開始疼。他一旦叫疼,就意味著是那種不能忍得住的疼。
去醫院拍片檢查,醫生說,父親去年因車禍導致的腰傷一直沒完全痊愈。車禍后,父親僅在鎮衛生院住了幾天院,就著急出院了,“多住一天就多花一天錢。”
這一次,醫生告訴父親,以后種地是連想都不要想了。一動力氣,必然再犯。
8月底,在我的反復勸說下,父親終于丟下了田野里已經成熟的莊稼,來成都同我一起生活。
本以為我上班時,父親只能一個人在家待著,因為他不會說普通話,又聽不懂成都本地的方言,有交流障礙,出去也無事可做。然而父親在家里待不住,總喜歡去外面走走,越走越遠。
父親能聊的話題,很難遠離村子。因為他一輩子都生活在那個小山村里,沒有看過太多遠方。我只想盡我所能將他的視野盡力拉長。
說真心話,看夠了監控里的父親,還是想多看看監控以外的他。
▲陳小冬的父親和一名鄰居站在午后的陽光下閑聊,監控的收音效果不錯,細細一聽, 他們在交流吃煙的事兒。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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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幕真的觸到我內心了”
以下為趙仁的自述:
今年清明假期,我給老家安了監控,室內兩個,室外一個。
我的老家位于遼寧丹東鳳城市雞冠山鎮的一個小山村,如今村里僅剩二三十戶,且大多是老年人,年輕人幾乎都出村務工了。
我19歲就去哈爾濱闖蕩了,后來我弟、我哥都來了。現在兄弟三人都定居哈爾濱。我現在47歲,在一家職業技術學院做后勤工作。今年我爸滿80歲,我媽也74歲了,兩位老人長期留守老家。一般我一年回去一次,春節的時候留五天回家,但實際上在家里只待得了三天,因為有兩天都在路上。
其實早在今年年初,我便萌生了在老家安監控的念頭。年初僅僅也是念頭,促使我執行落地的還是我媽生病。
父母頭疼腦熱的,從來不跟我們提,在電話上也聊別的事兒。4月初,老家的鄰居、我的小學同學突然打電話給我,說我母親生病了,躺床上起不來了。
我著急得不行,打電話回去,我媽說頭暈迷糊、眼睛花,都有好幾天了。再一問,她自行把高血壓的藥斷了。
正逢清明假期,我提前在哈爾濱買好了監控設備,4月3日下午趕到家,4日一早帶著他倆去鎮醫院做常規檢查,果然,我媽是高血壓引起的頭暈眼花,除此之外,她還檢查出了高血糖、高血脂。而我爸還是老毛病,輕微腦梗。
5日,自個兒參照著說明書,把監控安好了,花了3個小時用木板做了一個三角支架,把攝像頭固定在墻角。屋外的安在東邊的房檐下,面向正門和西邊的玉米倉子、雞籠、驢圈,角度固定,但足以裝下院子的全景。
東西屋內各裝了一個,掛在墻上,室內的攝像頭可以360度旋轉,我的手機是操控主機,可以調整角度、放大畫面。
平時,我爸、我哥和我弟也可以在自己的手機上查看監控畫面;還可以隔空喊話和回放近四天的監控畫面。
較之打電話和微信視頻,隔空喊話方便許多,不用捧在手上,走到哪兒帶到哪兒,和我交談的時候,他倆也該干嘛干嘛,不耽誤正在做的事兒,畫面也看得更廣。看一看,聽一聽,就放心了。
前兩天,有幾個陌生人進了院子,拿起南瓜準備帶走,走之前抬頭看了一眼院子里的監控,便把南瓜放下了,還跟同伴說“這兒有監控的”。之后兩個老人看了畫面,說不認識這幾個人,應該是外面的。
很明顯,監控是有震懾作用的。另外,攝像頭外邊有音箱,我這里可以遠程啟動警報功能,發出警報聲,鄰居都能聽見。
看到戳心窩子的、有意義的畫面,我就截取一段,發到視頻平臺上,記錄下來。
7月22日,我發現院子里的攝像頭中心有一團灰霧,告訴我媽后,她當天就架著梯子去擦了,來來回回擦了好幾次,表情十分認真。
9月4日午后,因一件事情,我給我爸打了個電話,聊了一會兒。后來查看當天的回放時,看見我爸正在西屋的炕上同我講電話,我媽踩上柜子去擦拭掛在墻上的攝像頭。畫面里,她咧著嘴,笑得很開心,一邊笑一邊擦。后來我分析, 她估計想過,為什么兒子不直接喊話,而是打電話,是不是因為又看不清監控了,才打電話。沒想到這一段被傳到網上后,還火了一把。
▲擔心兒子看不清,趙仁的母親踩在柜子上擦拭屋內的攝像頭。受訪者供圖
接下來這一幕最戳我的心窩子。一日,父母在院里干活,當時我沒有看監控,有事情打了個電話給我爸,我媽聽見了屋內傳來的鈴聲,說兒子打電話來了。話音剛落,我爸轉身就往回跑。因為輕微腦梗,他平時走路都不太利索,邁不開大步,都是走的碎步。沒想到他一聽到兒子的電話,竟然差點“飄起來了”,急急忙忙去接。
事后查看回放時,看著父親轉身的那一刻,心里特別內疚,怕父親摔了。這一幕真的觸到我內心了,我特別感動,覺得很珍貴。
父母年紀大了,離得又那么遠,多留一個影像,就多留一點念想,等他們“百年之后”可以時不時看一看,就是這種心態。
▲趙仁的父親小跑著去接聽兒子打來的電話。受訪者供圖
4月初回去帶我媽看病的時候,順便給她買了一個血壓儀,我讓她每天早晨都量血壓,在監控里我就能聽見儀器開機的聲音。一般早上五六點鐘,我起來做飯的時候,就把手機放旁邊,實時畫面打開,有時候她忘記量了,我就會提醒她,起一個監督作用。吃早飯的時候,他們在那邊吃,我一邊看著他們一邊在這邊吃,有時候邊吃邊聊。
有了監控,我也能知道她的狀態如何,血壓高不高。一周前,她又偷停了幾天的藥。此前一般我媽不到5點就起炕了,起來就會在院子里忙活,但那天我看她一直在炕上躺著,就喊語音問她怎么回事,她說,“有點難受。”我下意識就問,“降壓藥吃了沒?”她回,“這兩天沒吃。”我就有些急了,“怎么能不吃降壓藥呢?血壓正常也要吃,這藥不能停。”
▲趙仁查看實時監控發現,父親一醒來就躺在炕上,有客人來也不起身。一問才知道,父親上山撿山核桃時,臉被馬蜂蟄了。受訪者供圖
爸媽年紀雖大了,卻一直不肯放下鋤頭。家有田地10畝,全種玉米;山上有70多畝的地,之前養蠶,現在種些藥材;房前房后,還種了些自家吃的地瓜、花生、黃豆;院子里還有三四十只雞和三頭驢。
每個月,父母的農保退休金加起來有3000多元,賣天麻一年也能收入幾千元,還沒算賣給城里人的笨雞蛋。這在農村真的不低了。對他們來說,勞作不是為了掙錢。他們是閑不下來。
我跟他倆講過,干活可以,但不要給自己設定目標,不要有壓力,就當是鍛煉身體。今天想干多少就干多少,覺得累了就躺著睡覺去。
4年前,我在哈爾濱近郊為他們買下了一處平房,今年,他們好不容易下決心要賣掉老房來哈爾濱了,可臨了又變卦了,舍不得住了40多年的老屋,我媽跟我說“怕挪窩,我不想去了,怕到時候活不長”。那幾天她睡不好覺、吃不下飯,憂心忡忡的。我在監控里看到,她在院子里慢吞吞地徘徊,10米遠的距離能走10多分鐘。
我還是站在他們的位置想,估計離了田地和農活,他們像被關在籠子里的雞一樣,不自在。
安監控之前,一打電話,沒說幾句,我爸總是講,“撂了吧,撂了吧”,怕我花錢。現在安了監控,他也不催我了,每次都慢慢嘮,不著急。我不僅能看見他們的一舉一動,還能跟他們聊天,彌補了眼下不能朝夕相處的遺憾,拉近了許多距離,就好像我們生活在一起。
(應受訪者要求,陳小冬、趙仁為化名)
值班編輯 古麗 吾彥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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