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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尋根之旅》，[英]伊桑巴德·威爾金森著，王鳳梅譯，商務印書館2023年3月即出
對中國人來說，巴基斯坦是電視新聞里最高頻的外國國名之一，但作為旅行目的地在周邊國家中卻可能排在最末。巴基斯坦的政治不穩定并非始于、更非源于“反恐戰爭”，但二十一世紀初發生在鄰國阿富汗的戰爭顯然加劇了不穩定狀況在巴基斯坦許多層面與許多地方的惡化。如今的巴基斯坦，不只在中國大眾心目中，很可能在世界大多數地區的大多數人心目中，都是既混亂又遙遠、既危險又神秘的奇妙組合。二十多年來，外國人所寫的有關巴基斯坦的暢銷英文讀物，其作者幾乎全都是記者和研究者，比如Owen Bennett Jones（著有 Pakistan: Eye of the Storm）和Anatol Lieven（著有 Pakistan: A Hard Country），而且都聚焦于政治。當然，這種傾向自1980年代以來愈加明顯，引人注目的作者如Emma Duncan（著有 Breaking the Curfew: A Political Journey Through Pakistan），以及Christina Lamb（著有 Waiting for Allah: Pakistan’s Struggle for Democracy），都擅長政治觀察與記錄。以前那種在巴基斯坦凝視自然、體驗社會文化的旅行作家，如Dervla Murphy（著有 Where the Indus Is Young: A Winter in Baltistan），似乎突然絕跡了。也許這種變化是巴基斯坦局勢的正常反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伊桑巴德·威爾金森（Isambard Wilkinson）出版于2017年的《巴基斯坦尋根之旅》非常難得，值得推薦。
此書原名 Travels in a Dervish Cloak，字面意思是“像dervish那樣的旅行”。dervish源于波斯語，相對應的阿拉伯語詞是fakir，即威爾金森書中多次提到的“法基爾”，指的是伊斯蘭教蘇非派苦修者，他們總是破衣爛衫、甘貧樂道，關于他們的故事常常強調他們能以某種不尋常的方式獲得神示，他們的故事多與醫療、音樂和舞蹈分不開。這樣的苦修蘇非主要分布在伊斯蘭世界的邊緣地區，如小亞細亞、中亞和南亞等。威爾金森以此名書，當然不是說自己假扮為蘇非到處亂逛（如1860年代的匈牙利人萬貝里那樣裝作土耳其dervish進入中亞），而是在另一個層面上——記者身份才是他的偽裝，他在巴基斯坦各地冒險游歷的主要目的，并非探究當前的政治糾紛，而是為了尋覓那些正在消失的古老傳統，那些圣地、圣徒和頑強的地方主張。身處亂流，卻試圖在日益衰敗的舊傳統中窺探往昔的光亮，以及未來的可能，這是威爾金森《巴基斯坦尋根之旅》的價值所在。
不同于絕大多數記者和研究者，威爾金森與巴基斯坦有獨特的個人聯系。此書題獻給兩位老年女性，一個是在愛爾蘭的外祖母，一個是在巴基斯坦拉合爾的貝古姆（Begum）。威爾金森的獻詞說：“你們讓這一切成為可能，你們給生活添加了masala。”masala是印地語和烏爾都語共有的一個詞，指混合在一起的香料。外祖母的家族十九世紀從法國或比利時來次大陸經商，從此定居下來，家族中既有歐洲人，也有印度人；既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外祖母的父親是鐵路工程師，外祖母在十八歲時嫁給了一個正前往緬甸抵抗日軍的英國騎兵軍官。印度獨立后，外祖母告別她真正的故鄉、正醞釀血腥分治的次大陸，帶著兩個女兒遷往她從未到過的英國。威爾金森幼年從外祖母那里聽到的，都是次大陸的故事。在外祖母家里，他常常見到從拉合爾來訪的貝古姆。貝古姆不是名字，而是一個稱謂。這個稱謂源于突厥語，是從專用于男性的“伯克”（bey/bek/beg）一詞轉化而來的對高貴女性的稱謂，常見于中亞和南亞的伊斯蘭社會。威爾金森所講的這位貝古姆當然有自己的名字，但人們出于尊敬只稱她貝古姆，所以書里也如此稱呼她。外祖母1950年代在馬來亞遇見她，結為至交，姐妹情誼終生不渝。兩人的互訪使外祖母得以重溫舊夢，而巴基斯坦比那時的印度更能讓外祖母稍慰鄉思。
正是貝古姆和外祖母把萬里之外的巴基斯坦變成了少年威爾金森心中的故土，用他自己的話說：“莫名其妙地，我發現自己對一個從未到訪過的地方懷抱著鄉愁。”所以他說：“我的巴基斯坦之旅早在我踏足其地以前就已經開始了。”他第一次目睹這片夢寐之地，是十八歲時和外祖母一起，到拉合爾參加貝古姆小兒子的婚禮。他說：“1990年的巴基斯坦正符合我的想象。”從機場到貝古姆大宅的路上，外祖母指給他看車窗外的法基爾。這是他第一次看到這類人，但他之前已經讀過有關這類人的書，也讀過這類人的古代先賢所寫的詩。婚禮后，他獨自在巴基斯坦旅行了一段時間：“有天晚上，我坐火車從卡拉奇返回拉合爾，在沒有窗戶的三等車廂里穿越寒冷的沙漠，鄰座的窮人給我吃的，還讓我躺下與他們的一個孩子共蓋一張毯子。所到之處，總有人給我容身之地，不肯收錢，幫我找好返程的交通工具，給我介紹下一站必須依靠的朋友。他們問，你在巴基斯坦要待多久呀？我說，待到我沒錢為止。他們說，那么你永遠也離不開了。”
這本書所記的，是威爾金森作為《每日電訊報》記者于2006年至2009年在巴基斯坦許多經歷中的很少一部分。他在完成記者的時事報道之余，有計劃地探訪正在衰落中的傳統名勝，探觸一個不為外界所知的、多色彩和多聲部的巴基斯坦。不過在2006年之前，在外祖母和貝古姆的懷舊故事之外，威爾金森已多次深入巴基斯坦，對這個國家文化與人群的復雜性已頗有了解。他說：“大學畢業后，我對巴基斯坦的好奇并未衰減，有那么幾年，我每年都去旅行個把月，后來我干脆決定在那里長住，以啟動一個全面了解巴基斯坦的深度旅行。”陪同他的是哥哥契夫，契夫在書中還會一再出現，其重要性隨著威爾金森的敘述而逐漸顯現。可是這個遍游巴基斯坦的計劃夭折了，因為威爾金森忽然生病，迅速發展為腎衰竭，只好回愛爾蘭就醫，做了腎移植手術。如此嚴重的病患并沒有如家人所擔憂的那樣使他離不開病榻，幾年以后，他竟神奇地康復了，開始他的海外記者生涯。2006年初，報社國際部有意把他從馬德里調往伊斯蘭堡，他滿心歡悅地答應下來。接下來的三年多，威爾金森一邊報道萬花筒般變幻莫測的巴基斯坦當代政治，一邊利用一切機會，尋訪那個古老的、正在消逝的巴基斯坦。這本書就是這些尋訪的一個記錄。
除了中國史籍稱為大小勃律的吉爾吉特-巴爾蒂斯坦（Gilgit-Baltistan）和克什米爾，威爾金森的尋訪覆蓋了巴基斯坦的所有省份。在激進主義席卷伊斯蘭世界的浪潮下，和其他地方一樣，巴基斯坦多姿多彩的蘇非遺產日漸式微，還在勉強維持的圣地、圣徒及其信眾越來越多地遭受極端組織的暴力攻擊。多樣化的信仰實踐風流云散，宗教寬容和文化開放成為一個遙遠的回憶。威爾金森在巴基斯坦的尋根之旅，尋的是什么根呢？就是這種宗教寬容和文化多樣之根。在他看來，蘇非神秘主義代表著巴基斯坦傳統對地方性和多樣性的寬容，是這個國家往昔的“內核與本質”，蘇非遭受的有組織攻擊意味著極端主義已滲透進社會和文化的所有角落。這一形勢使威爾金森有了緊迫感，他要探訪盡可能多的圣地和圣徒，看看時代洪流如何淹沒傳統，以及傳統如何堅持、如何在窒息時刻依舊頑強呼吸。“我對這個國家正在改變其屬性的恐懼，以及尋訪全部老傳統的渴望，因一個事件而急劇強化。武裝分子炸了蘇非波萊維派（Barelvi）學者的一個聚會，死亡逾六十人。這場攻擊并不是遜尼派對什葉派，而是遜尼派對遜尼派。武裝分子的直接目標，是這個國家的和平主義與神秘主義內核。”
“真正的巴基斯坦”，這是威爾金森對傳統的理解。然而，他在所有地方都看到，他心目中的“真正的巴基斯坦”面臨極端主義的威脅。“一種更加嚴厲劃一的伊斯蘭，正威脅著古老的、民間的、神秘主義的信仰。我日益堅信，蘇非圣壇才是傳統巴基斯坦的心臟與脈搏，可它們正在承受打壓。”他這樣描述印度河兩岸的信德省村鎮：“叢聚于印度河兩岸的，是多層而古老的文化。這里有‘異端穆斯林’、印度教教徒、佛教教徒，還有非洲黑人奴隸的后裔Sheedi，他們的典禮中保存有非洲的古老儀式。信德民謠講著這樣的故事，說人們吃掉圣徒以吸收其美德。在這里，地主們把女兒嫁給《古蘭經》，以免自家財富因婚姻而離析，農民們生活得跟奴隸也差不太多。”
威爾金森的時事報道與他的蘇非探訪通常是交叉重疊的，甚至在采訪巴基斯坦的政治領袖時，他都會從他們的言辭中推尋現實政治與古老傳統之間的關系——傳統如何服務于現實，現實如何蔑棄傳統。最能體現這一特色的，是威爾金森對貝娜齊爾·布托（Benazir Bhutto）的采訪。“有一陣，她旋撥念珠，默吟咒語，周而復始。‘這個禱告語我不能告訴你，是一個蘇非教我的。我經歷了這么多（艱難不幸），祈禱和沉思可以幫我靜心。我生在蘇非神秘主義的土地上，我的家人總是去蘇非圣地。我本人很愿意成為一個（蘇非）。’她狡黠地一笑，接著說，‘你有當蘇非的潛力，我猜你可以成為一個小蘇非。我在你這么大時正在監獄里，監獄使我更明白一些事，關于生命隱藏著的那一面’。她生動地談論巫術和宿命論。她是巴基斯坦舊式混合文化的代表，這種混合文化對異端的寬容，尤為典型地體現在信德省，因為這里彌漫著蘇非精神，遜尼派與什葉派，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界限都不那么清晰。然而，她給我的印象是，她的個人信仰主要是一個工具，服務于她的政治目標。”
威爾金森探訪蘇非的旅程有時是危險的，有時是徒勞無功的，有時是讓他自己失望而歸的，不過總體來說，他比一般人更多地看到了掩映在國際國內政治沖突之下的、深層次的巴基斯坦。他并沒有從現實中抽身，三年多時間里，他見證了律師團體對穆沙拉夫政權的抗議和斗爭，見證了貝娜齊爾·布托的被刺，見證了地方傳統勢力對中央政府的反抗，也見證了阿富汗邊境的復雜現狀。這一切，與他對蘇非的癡迷般追尋并不矛盾，因為他要用自己的方式，透過混亂無序的現實看更深的地方，看那些可能為巴基斯坦的未來提供營養的因素。他從蘇非看到了寬容，從地方王公看到了自治，從多宗教、多種族、多種姓的共處看到了和平與秩序。他甚至沒有忘記寫自己在伊斯蘭堡的日常生活，寫他雇用的司機和廚師之間的斗爭，從他們身上看到普通巴基斯坦人的長長短短。
威爾金森在巴基斯坦的探訪式旅行當然還是不完整的，主要因為他的腎臟再次衰竭，不得不回都柏林治療。最后他幸運地再次獲救，而這一次給他提供腎臟的是他的哥哥契夫。在那之后，他開始寫這本書。由于他的身體條件，正如他在書末致謝詞中所說，這是一場折磨人的、曠日持久的寫作。威爾金森的文字簡潔典雅，信息量大，含義豐富，他的態度與評價往往潛伏在多層次的敘述背后。書出版后，幾乎所有書評都提到他的寫作風格是“舊式的”，大概是指英國傳統旅行寫作那種幽默的、嘲謔的、若即若離的和直率的風格。威爾金森與巴基斯坦的個人聯系，即他經由外祖母和貝古姆釀造的對巴基斯坦的鄉愁，使他的直率和嘲謔更肆無忌憚。比如，他偏愛使用帕坦人（Pathan）這個術語而不是普什圖人（Pashtun），多多少少顯示了殖民時代老一輩給他的影響（當然，這也可能引來尖銳的批評）。
無論如何，在有關巴基斯坦的旅行寫作中，威爾金森此書把現實政治與傳統文化區分開來，同時也展示了兩者的混融與糾結，對這片土地表達了深深的愛和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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