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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能進娛樂圈,應該感謝劉卓輝。
1983年,Beyond參加《吉他》雜志舉辦的大賽,憑借《Brain attack》奪冠。時任《現代青年人周報》總編的劉卓輝要約他們一個訪談。訪談還沒寫出來,雜志社先倒閉了。2年后,Beyond演唱會,劉卓輝跑去看,帶回一本場刊,被租住在他家的陳健添看見。
日后簽約黑豹、捧紅鄭鈞、當了王菲經紀人的陳老板翻了翻Beyond自己印的場刊,覺得這幾個小子很有意思。年底,Beyond為香港搖滾鼻祖樂隊ROZZA BAND暖場,陳健添也在。站在觀眾臺上,他望著黃家駒想:
1983年對香港樂壇是個重要的年份,“第一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正在醞釀之中。70年代諸如徐小鳳、關正杰這樣的大牌退后,張國榮、陳百強、梅艷芳、譚詠麟準備收割時代流量。彼時,Beyond的陣容還不算齊整,黃家駒一邊打工一邊搖滾,寫了很多風格前衛的音樂,純屬個人愛好。
至于北京,遠古級的“不倒翁”樂隊剛剛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還沒一撇。北京南城大雜院兒里,大張偉剛剛出生。
比起黃家駒苦哈哈打工,大老師顯然幸運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滾門而不得時,王母常去一家理發店燙頭,偶然結識“寂寞夏日”的主唱鄧裴。王母就讓鄧去看看自家兒子琴準不準。鄧裴找到大張偉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兒涅槃,給這倆孩子震傻了。
兩人當場拜他為師。
后來趕上北京拆遷,拆到一半,大張偉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對著一家豆汁兒店。“麥田守望者”的大樂在店里喝豆汁兒,隔街聽見大張偉幾個人在屋里排練,拔腿上去敲門。一聽幾個小孩兒弄的像那么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話,老板說:“讓他們來試試。”
就是在那里,大張偉見到了竇唯、丁武,遇到了日后的老板付翀。大張偉還沒回過味兒來,就被當成“搖滾新希望”,送進了娛樂圈。
黃家駒和大張偉相差21歲。
隔著21年的辛苦路互相眺望,他們遭遇的悲喜并沒有什么不同。
1962年,黃家駒生于一個勞工家庭,名副其實的草根。一家七口擠在九龍深水埗三十平米的小屋里。他沒受過什么音樂熏陶。要不是姐姐癡迷David Bowie,很難說他會那么快走上搖滾之路。
最早,黃家駒想吹薩克斯,家里買不起。17歲那年,從垃圾箱里撿了把吉他,拿去送朋友,朋友都嫌棄。他只好自己拿回家。練了半年,打算加入樂隊試試。主唱嘲笑他:就你這技術還搖滾呢?
自此,他開始日夜苦練,博采各家之長,琴技突飛猛進。正巧,當時樂隊剛解散的葉世榮在尋找知音。經通利琴行的老板介紹,1981年秋的一天,兩人見面了。葉世榮永遠也無法忘記那天的情景,黃家駒一說起和吉他有關的事就兩眼放光,滔滔不絕。兩人一見如故,從此成為親密戰友。
畢業后,兩人常聚在一起切磋音樂,去過同一家公司打工。辦公室助理、文員、電影廠工,黃家駒都干過。本來手上就沒幾個錢,他出勤率還極低。一周上兩天班,剩下的時間靠面包蘸白糖,蹲在家里練琴。
他跟葉世榮去賣保險,偶遇日后成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的梁翹柏,三人每天晃蕩到奶茶店談音樂,居然可以靠續杯把奶茶續成白水。
在遍地黃金的香港,一個年輕人,不琢磨怎么搞錢出人頭地而花大量時間在看不到未來的搖滾樂上,實在是很有想法。
彼時,香港樂壇原創力不足,偶像們一個個靠翻唱日文歌起家,照樣紅得一塌糊涂。搞搖滾,既沒有群眾基礎,也沒有審美需求。但黃家駒和基友們還是樂此不疲,在葉世榮的祖屋里把貝斯、吉他和鼓弄得震天響。
主要是熱愛,在帶著黃家駒往前走。而大老師入朋克的坑,則是出于霍爾頓式的郁悶。
和黃家駒一樣,他也出身底層。老爸張二柱是國營制造廠的職工,一家人蝸居在十平米的平房里。大張偉從小表現出極強的音樂天賦,一上小學就進了銀河少年藝術團,拿下全北京歌唱比賽第一名,還老去國外演出。
父母為支持他唱歌,下班后冒著寒風出門攤煎餅,可謂操碎了心。一套音響設備上萬元,他爸一咬牙,借錢都給他買了。
本來大張偉會以特長生身份進重點中學,結果提前倒嗓,去了普通中學,連個領唱都沒混上。步入青春期后,一沒顏值、二沒成績的他泯然眾人。打架也不行,出門老受欺負。他也想出風頭,但是無從下手。
就在這時,搖滾為他打開了新世界。原來不是學習好、長得帥才有價值可言。反叛與吶喊,也是一種姿態,它甚至比逢迎權威更令人肅然起敬。朋克成為了大張偉抑郁青春的一劑良藥,眼看要熄滅的火,又燃了。
那時,鄧裴給了他不少外國樂隊的磁帶,大張偉如饑似渴地聽,胸中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尤其聽到Green Day,當時就跪了。從此沉迷,無法自拔。每天吃干脆面,省下錢來買磁帶和音樂雜志,把旋律和歌詞抄了一本又一本。
拿他自己話說:
在搖滾樂似雨滂沱的沖擊面前,黃家駒和大張偉那份原始熱愛都是雷霆萬鈞的。誰也沒指望說靠它來爭名奪利,改變命運更無從談起。那是一種生命力膨脹后渾然忘我的沖動,就是喜歡,不摻雜任何邪念。
就像愛上一個姑娘,不是要占有她的肉體,而是長相偎依。
初代Beyond成立是在1983年,名字是主音吉他手鄧煒謙起的。
那年他們拿下《吉他》冠軍,有了固定粉絲。但要靠搖滾吃飯,無異于癡人說夢。不久,鄧為生計離去,黃家駒只好拉弟弟入伙。
當時他們排練,已經有粉絲來送飯了。或許這讓Beyond看到了一些希望,靠音樂生存的理想初露光芒。所以,他們不但沒有妥協于柴米油鹽的茍且,反而決心走出地下,想讓更多人看到Beyond的存在。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很骨感。1985年,樂隊自費舉辦“永遠等待演唱會”。活動開場前,又一位成員離隊,黃家駒說服給他們設計演唱會海報的黃貫中加入。Beyond四子,這才聚齊。為了不留遺憾,他們四處發傳單、散海報,邀請唱片公司的人來觀看。結果歌唱到一半,人也走了一半。
六千多港幣,瞬間就打了水漂。
Beyond沒有氣餒,又自己掏錢,出了專輯《再見理想》。里面的作品風格前衛、飽含炫技色彩,基本上是孤芳自賞的產物。銷量就別提了。要照著這個路子走下去,黃家駒能否寫出傳世的偉大作品不知道,四個人餓死是肯定的。幸好在這時,陳健添找上門,遞給了他們一紙合約。
第二年,Beyond把黃家駒之前寫的“地下作品”整理出5首,發行《永遠等待》。那些源于熱愛、悉心探索的作品,依然不夠流行,不具商業色彩。賣得雖然不怎么樣,多少為樂隊打開了一些名氣。
隨后,黃家駒在詞曲創作上向流行靠攏,希望能在市場和自我表達間找到平衡。同年,一曲《亞拉伯跳舞女郎》出世,摘下香港電臺龍虎榜的冠軍。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成績。那時香港只有幾家電臺,每天輪番播放的歌曲都被陳慧嫻、譚詠麟這樣的大咖占據。他們背后是大公司,資源極強。簽約陳老板Kinn's這樣的小公司,都沒人正眼瞧你。
歌曲打了榜,黃家駒卻很失落。
對于早期追隨他們的粉絲而言,《亞拉伯》明顯向商業妥協,失去了搖滾初心。加之專輯僅賣2萬張,就有樂評人說:
相比之下,大張偉的朋克路順利太多了。
付翀在“忙蜂”遇到他們后,立馬推薦給了麥田的宋柯。宋柯一聽,是好東西,可是不敢輕易簽。付翀膽子大啊,自己開公司把樂隊簽了,命名為“花兒”。然后找到紅星社,要了個最垃圾的時間,每周末折騰他們錄音。
打著“中國第一支未成年搖滾樂隊”旗號的“花兒”發行《幸福的旁邊》,前后賣了四十萬張。光錄歌,大張偉就賺了10萬。回校后,他請全班同學吃冰激凌,瞬間成為話題中心,并成為“全國六大智慧少年”之一。
霎時間,小姑娘、大姐姐都來撩他,排著隊申請做他女朋友。一些連見都沒見過他的混混為了吹牛逼,沒事兒就想揍他一頓。老師酸氣十足地說:“你們誰能像大張偉那么掙錢,也可以上課睡覺。”
2000年,《華爾街日報》發文,收錄大張偉創作的《放學啦》和《向我開炮》,并預言:
大老師一顆心落定:音樂這碗飯,穩了。
他沒想到,自己會放棄得那么快。
步入成人世界后,大張偉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草莓聲明》發行,他帶“花兒”去各地演出,特別掃興。臺下小孩兒都捂著耳朵聽,前排領導看他,就跟看沾了尿的褲衩一樣。
每次演出結束,心情都極度惡劣。
大張偉感到虛弱,覺得自己像個傻子在臺上蹦噠,下面的人根本不理解他在唱什么。朋克屬于“你不喜歡我你就滾遠點兒”的音樂,實在是不符合中國老百姓的傳統審美。至于對現實的批判和質疑,那就更別提了。
不知道大老師是否屬于討好型人格,但至少不是渴望被討厭的人格。
他實在沒有那種“就是要讓你們看不慣我”的一擼到底的勇氣。
最重要的是,眼看滾圈兒三十來歲的人沒正經工作每天兜里揣二百塊錢自稱“搖滾藝術家”,他就心里發慌,生怕自己也混成那樣。爸媽都下崗了,曾為他吃了不少苦。家里又不是有礦,老老實實賺錢才是正道。
瞧明白了:出于天然基因,搖滾,它既不被大眾喜歡,也不被大眾需要。一個東西,掃興就沒有市場,沒有市場,就意味著沒錢,那還死磕個什么勁?
打那時起,大張偉希望寫出讓更多人喜愛的音樂。可付老板覺得他應該堅持,甚至覺得他還不夠搖滾。兩人在音樂理念上產生了嚴重分歧。最終,“花兒”離開,賠了40萬解約金。大張偉向全體樂迷宣布:
而在香港,和大老師一樣,黃家駒對搖滾的堅持也沒有那么不可撼動。
1988年,Beyond轉投新寶藝,成了王靖雯的同事。做《秘密舞臺》時,黃家駒將86年寫的一首名為《長江》的曲子拿出來,請劉卓輝填詞。當時,劉剛去臺灣探完親,見了顛沛流離20年的老兵叔公,很受觸動。填完詞后,將歌名改為《大地》。那一年,《大地》入選香港十大勁歌金曲。
和那些帶有批判色彩、關心社會問題的搖滾不同,《大地》很有家國情懷,而且旋律朗朗上口。這首歌的成功,為黃家駒寫歌提供了新思路。陳健添告訴他:“搖滾不一定要憤怒,也能正能量。你寫勵志歌曲,可以振奮人心,可以激發斗志,也可以表達傷感和無奈。”
在電視臺上班的姐姐黃小瓊說得更直白:
在情歌泛濫的香港,要是黃家駒跟別人一樣去關注97回歸、關注社會矛盾,Beyond怕是永遠也無法出頭。他們之所以能成為第一個進入紅磡開演唱會的搖滾樂隊,只不過是因為妥協出了一條道路。
從《秘密警察》開始,Beyond四子剪去長發,以清爽、健康的面貌示人,歌曲越來越勵志。為了得到更多關注,黃家駒必須寫《喜歡你》這樣的情歌,要為圣誕應景創作《真的愛你》。他曾明確地告訴伙伴:“純粹的搖滾很難生存,如果不寫一點這種歌,銷量慘淡,我們很快就會失去發片機會。”
恰恰是這兩首迎合商業的歌,讓Beyond得到了認可。多虧了黃家駒的才情,就是寫這種流行歌,他往往也傾注極大的愛。
歌一紅,副作用也來了。每次出去演出,人家點名要聽《喜歡你》和《真的愛你》,剩下你們想搭一首搖滾,隨便。沒人愿意去欣賞演奏技巧,也沒人想搞明白他們宣揚什么。為此,弟弟黃家強很長一段時間郁郁不樂,上臺表演心不在焉。可即便是彈錯了,臺下也沒人知道。他們試圖以流行的姿態,為香港民眾普及搖滾的魅力。說到底,這種努力是失敗的。
還是大老師有先見之名。
20歲的黃家駒還沒組樂隊呢,20歲的大老師就什么都看清楚了:
幸福的樂隊很少,不幸的樂隊各有各的不幸。
賠了付老板的錢后,大張偉一夜回到解放前。2004年,“花兒”跟EMI百代簽約,明確了TeenPop的風格,向流行敞開懷抱。《我是你的羅密歐》拿了不少獎,但要說紅那也算不上。網絡歌曲和彩鈴起來,大張偉算是見識了人民和人民幣的力量,天天憋著要出一街歌。然后就有了《嘻唰唰》。
小樣出來時,其他人傻了,說咱不是搖滾嗎這算怎么回事?大張偉說:“石醒宇你不是想買車嗎?這歌沒有搖滾聲,但有錢聲兒。”
大老師不愧是“大數據”創作者里的先驅,一算一個準。那一年,《嘻唰唰》突破重圍,洗腦歌詞傳遍中華大地,“花兒樂隊”聲名遠揚,商演不斷。很多人罵大張偉背叛了朋克,宋柯聽歌時也不能理解:
緊接著,《嘻唰唰》被曝抄襲。大老師的“大數據寫歌法”明顯有Bug,東拼西湊,侵犯版權。他自稱聽了十幾個G的歌,是從那些連名字都不知道的作品里提煉出來嫁接而成的作品。這話誰聽了都覺得可笑。
網友追著他這一污點不放,深扒他抄襲的各種段落。大張偉出面道歉,見群眾不依不饒,直接把《叫賣十三香》改成《窮開心》。
并表示:我就是一裁縫。
他確實紅了,但紅得有代價。所有命運的饋贈,都暗中標好了價碼。那些年,“花兒”的負面新聞層出不窮。把錢掙到手的伙伴漸漸都乏了。音樂做到這份兒上,早就和搖滾沒關系了。2009年,“花兒”開了解散演唱會。大張偉的樂隊生涯,在淚眼朦朧中結束。
比起大老師如此干脆的“背叛朋克”和“自甘墮落”,在家駒帶領下的Beyond顯然要頑強太多,同時也掙扎太多。
這份掙扎,一直伴隨著黃家駒生命結束。
在香港娛樂圈,唱歌、拍戲、上綜藝,對藝人來說就是標配。像樸樹樸師傅這種厭惡圈子文化的,那你就別吃飯了。Beyond走紅后,少不了參加各種無聊聚會做各種腦殘游戲,一些門面社交搞得他們不堪其擾,于是寫了首《俾面派對》來表達自己的不滿。
黃家駒直言:
這句話是Beyond生存的尷尬之處。黃家駒堅持原創,到頭來不如流行歌翻唱來得火。他們想通過創作讓更多人認可的歌來獲取話語權,再做回搖滾,顯然太過天真。
公司拉他們上節目、拍電影,為的是賺歌迷的錢,不是扶持搖滾樂。1991年,Beyond和新寶藝做《猶豫》,看到批判樂壇的《俾面派對》成功,四子想做雙唱片,加入更多搖滾,最終還是胎死腹中。
樂評人王曉峰說得好啊:“在香港,出一百個劉德華你都不會奇怪,但Beyond和黃家駒的出現,實在是匪夷所思。”
為了回歸初心,最終,Beyond選擇去日本發展。黃家駒是沖著日本的風格多樣去的,覺得他們不止唱男歡女愛,能夠幫Beyond擴大知名度。結果一去,四子都不開心。語言不通,整天悶在屋子里。沒有活干的時候,黃家強天天打電動游戲,葉世榮學會了抽煙。
四個人背井離鄉,情緒非常低迷。黃家駒以為,在日本開放的氛圍里,可以做一些發自內心的東西,最終還是要妥協,去討好流行。日本公司希望他們做一些風格綿軟的作品,不要那么堅持自我。
黃家強問他哥:“那我們來日本圖啥?還不如留在香港。”
無聊望見了猶豫,達到理想太不易。
最為荒誕的是,在音樂抱負還沒來得及實現時,黃家駒卻在參加日本綜藝節目時不慎跌落而亡。他最厭惡的事,卻要了他的命。
很難想象,在生命垂危之際,他說出“疼,保重…”三個字時是什么心情。
那之前,葉世榮路過一家音像店,聽到店里放的是日文版《海闊天空》。當時他很激動,覺得只要有家駒在,Beyond就有希望。然而,殘酷的命運沒有讓黃家駒看到理想最后的結局。一切故事,戛然而止。
試想一下,如果黃家駒還活著,后來的他會變成什么樣?
在日本發展得順利還好,要是回香港,要么頹了,要么就跟大張偉一樣,把音樂理想先放到一邊,試著去逢迎討好這個世界。
1993年,黃家駒去世。前一年,“四大天王”橫空出世,隨后統治香港樂壇整個90年代。生前火不過草蜢的Beyond,如果堅持搖滾不動搖,日子是不會好過的。那十年里,滿大街泛濫的都是苦情歌。
來內地發展會好一點嗎?搖滾,還是別指望了。1988年,Beyond到北京開演唱會,沒幾個人搭理他們。后來北京滾圈兒自己都頹了,除非他們走臺灣五月天那一套。回歸最初的前衛風格,還是死路一條。
和大張偉不一樣,黃家駒對音樂的堅持,要頑強太多。在他創造力最強的十年里,流行歌寫了不少,但還沒妥協到去寫《倍兒爽》的地步。他衡量自己成功的指標,大概率不是“上春晚、上可樂罐、掙一個億”這三項,而是寫出既堅守自我又有足夠影響力的作品。
俗話說得好啊,你對人生有打算,可世界另有打算。事實證明,黃家駒的堅守,只能帶來掙扎。理想,總是可望而不可及。萬一人到中年,成家生子,上有老下有下,要為生計奔波,黃家駒還能堅持多久,這事兒誰也沒譜。
猜測他走大老師走過的路,倒不是說會去搞“大數據創作”拼歌。原創當然是黃家駒自始至終的堅持,他沒有那么世俗的功利心。
只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
話說回來,大老師依然是愛搖滾的。他幾乎沒什么社交,參加節目間隙也在編曲,私下聽各種牛逼音樂。只是他明白,那些玩意兒不賺錢,除非等哪天掙到厭倦了對舞臺厭倦了,才會放下包袱,自己愛干嘛干嘛去。
聽一位朋友說,他去錄《樂隊的夏天》,也是非常動情,還想毫無底線地朋克一回。
黃家駒之所以被那么多人傳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堅持理想。能做到這樣的人,太少了。大張偉基于生存提前撤退,那才是大多數人的選擇。如果黃家駒還活著,想必也只能在理想和現實的夾縫中,一步步妥協下去。
記得幾年前的《見字如面》,鄭國強在信里對兒子回顧半生時寫道:
“理想太容易妥協,欲望太容易放大…最開始爸爸沒有欲望,拍自己喜歡的,拍自己想拍的東西;后來覺得為了養活自己拍點自己不想拍的也沒事;再后來為了能升官,多拍拍領導想拍的未嘗不可;再后來只要能賺錢,不拍照也行。底線就是這么一退再退,當退到某一天,我拿著相機賣力地拍著領導講話,你媽打麻將拿著《大眾攝影》墊桌腳,我就突然很鄙視自己。”
人年輕的時候,誰不是想愛、想吃、想變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朵。可最后,都他媽一天天老去,奢望消逝,變得像挨了錘的牛一樣。
君不見,多少年輕時想著“一生放縱愛自由”的人,最后都把自己給嘻唰唰了。
照這個角度看,黃家駒又是幸運的。
因為《漫長的告別》里,一代硬漢馬洛早就說過:
18歲那年,一臉青澀的大老師去湖南衛視的《歌友會》演出。開口唱歌前,望著臺下灰鴉鴉的一片大人們,他也說了:
「全文完,下次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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