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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帕特南指出，城市雖“一度代表著人類共同體的更大、更高的形式”，社群生活卻在現代大都市中逐漸縮減。人們維護共同團體的熱情正在下降。
貝克的電影描繪了基于社區精神的鄰里之愛、友善之愛在邊緣人群中的展現，指出了一種實踐情感聯系的可能性。
《弗羅里達樂園》中的廉價旅館“魔法城堡”雖不屬于標準意義上的社區，卻依然是一個被邊緣人們自發組織起來的共同生活單元。在此居住的邊緣者們共建了一張維系情感聯結的友誼之網，以提供情感上的需要，以及抵御自外部而來的不安全因素。
影片中的管理員鮑比就是維系整棟廉價旅館的人情味的紐帶。鮑比不斷地為住戶們“解決問題”，住戶們對他也有種對待裁判似的信任。
在“魔法城堡”停電的一幕中，貝克用對向旅店的遠景鏡頭極富畫面感地說明了鮑比作為社群精神之紐結的存在。一扇扇紫色的房門接連被打開，租客們競相抱怨旅店竟在夏季最熱的時候斷電了。
鮑比由鏡頭右側入場，利索地安撫他們————“我來搞定”，也同樣利索地解決了問題。接下來是一個仰拍鏡頭，鮑比接受著來自整棟旅店的掌聲洗禮，像一名主持人般與租客們有問有答地閑談。
這種場景就像是定期舉辦的儀式一般，已經成為了"魔法城堡"確認與維護親密氣氛的必要活動。鮑比的安撫之詞、來自租客的抱怨與贊美也是一種儀式化行為，實質都是在傳達這里居住的人們屬于同一個共同體的歸屬感。
我們從中看到了社群內部存在的社區依戀"，即“作為社群一部分的個體對于一個社群的歸屬感”。
社區依戀的另一種體現，是個體與特定空間之間所建立起的深層次的心理聯系。這包括了對自己居住、游玩、巡覽的空間的熟知，比如穆尼對著新朋友簡希頭頭是道地介紹“魔法城堡"周邊的建筑。
巡游之旅以冰淇淋店告終，穆尼把這里稱為"我們吃免費冰淇淋的地方"，還熟稔地展示給簡希看他們是怎么從成年游客那里討要到免費冰淇淋的。
幾人吃到斜陽西下，回到“魔法城堡”，穆尼就逐家逐戶地為簡希介紹門內的租客，甚至介紹了因異味而被棄用的電梯。當幾人走近臺階附近的一小灘水，穆尼便對簡希發出警示：這里不能踩，否則會像幾周前的自己一樣跌進醫院。
對成年人而言，對社區空間建立起的親密感就以一種體現責任與義務的方式被展現出來。
穆尼的玩伴迪基一家決定搬離這里去新奧爾良，迪基的父親先是把兒子的玩具都散發給這里的孩子們，鼓勵簡希照顧好自己。
臨走前，他對自己的好哥們喬伊斯說，等自己走后，喬伊斯得替他看好這里。這些具有責任意識的成年人認為，社群空間中的利益需要得到維護。
現代城市中欣欣向榮的服務業、交通網絡、數字化的信息交流與邊緣群體間存在著鴻溝。
像《弗羅里達樂園》中的單親媽媽哈莉就不太可能從“玻璃門”“這樣的網站中受益，她所能尋求的工作機會也只能借由周圍的關系網絡獲得，并且是缺乏保障的。
她在影片開頭就失去了工作，貧困補助辦公室不能為她提供幫助，只有朋友信誓旦旦地說，如果自己當上了經理，就會雇傭哈莉。朋友終究也沒有成為經理，哈莉用網絡找到的唯一一份工作就是出賣肉體。
同時，因為缺乏市中心那樣的公共交通，也承擔不起私家車的花銷，哈莉的求職范圍就進一步地被縮小。另外，由于無法負擔日間照料服務，“低收入家庭就必須依賴由附近親屬和朋友提供的非正規日間照料”。
對于邊緣者社群而言，鄰里效應所提供的空間利益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活水平。像鮑比這樣的人所持有的責任意識則讓集體效能能夠穩定地在邊緣人士居留地中發揮作用。
鄰里效應的另一重作用是保證安全與預防犯罪。在《弗羅里達樂園》中，我們可以看到鮑比如家長般庇護著“魔法城堡”里被“放養”的兒童們。
當潛在的兒童侵犯者出現，鮑比立刻上前盤問并把他趕出了旅店。另一幕中，出于對兒童認知的保護，鮑比要求正在天體浴的格洛麗亞穿好衣服。
在這樣的社群中，“居民之間的相互信任和共同期望非常重要”，因為其關系著對于居住區內兒童行為意愿的影響。
“魔法城堡”旅店的居民雖然由各色社會人士組成，卻有著一套對于住戶行為的集體期待，一些潛在的犯罪可能性在這里是不可容忍的。破壞了共同期望的后果就是被逐出社群。
當管理員們意識到151號房間的出入人員很可疑，他們就迅速將室內的租戶趕走。
同樣地，當哈莉越過了那條紅線，她社群中的朋友、鄰居們就立刻與她劃清界限。她曾經的好友艾什莉告訴她，“這里的每一個人都知道你做的勾當”。
艾什莉更是對哈莉的工作內容出言不遜，也禁止自己的孩子斯庫提與哈莉的女兒穆尼再來往。顯然，她認為哈莉打破了社群共同規則的工作內容將對孩子產生不良影響。
這體現了社群的團結精神的脆弱性，當你違背了群體間的共識，友誼之網就不復存在了。
在影片《橘色》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社群式友誼中含有的不穩定性。圣莫妮卡大道附近的跨性別社群以身份認同為紐帶聯系與活動。
她們彼此熟識，分享八卦。當她們在街頭相遇，她們打招呼、擁抱與攀談。但亞歷珊德拉并不能從一個泛泛概念中的社群里得到完整的支持，來抵抗她的孤獨。
亞歷珊德拉發放的演唱會票券中，只有辛迪的那張得到了兌現。她的演唱結束，除了熱情的辛迪與身不由己的黛娜，只有酒吧中的寥寥散客為她鼓掌。
真正支持著亞歷珊德拉的是來自辛迪頗重情義的友愛。亞歷珊德拉是辛迪在街區里認識的第一個朋友。辛迪為她捧場，幫她化妝，當尷尬發生時維護她的感受。反過來，亞歷珊德拉的友愛也無微不至地支持著辛迪。
她陪著辛迪調查不忠誠事件，幫辛迪牽紅線，在辛迪收到仇恨者的攻擊時第一時間趕到辛迪的身邊。辛迪熱情，亞歷珊德拉內斂，但兩人共享著同一種不言自通的青春性，這份青春性又與她們的邊緣身份有著一定的關系。
盡管憤慨，辛迪理解亞歷珊德拉在感情上的錯位行為。辛迪對徹斯特的依賴也有著某種程度上的錯位心態。或許在這條街道上的每一名踟躇者都無法不陷入混亂的感情關系中，這是她們諒解對方的前提。
當辛迪因跨性別身份被仇恨者用尿液攻擊，兩人間為愛情關系而產生的口角又顯得不值一提。兩人間彼此理解，互相扶持的情誼是影片《橘色》中最明亮的友善之光。
《待綻薔薇》的女主角簡也無法從她的同事兼友人梅麗莎那里收獲真正的理解。一位偶然結識的老婦人薩迪反而成了她的摯友。
這段關系也同《橘色》相似，從誤解與欺騙開始，在真相揭明后走向誠摯的友誼。貝克鏡頭中的個體之愛，不僅是偶然而珍貴的個例，它們還都指向一種博愛，即人們在了解城市生活的真實性并坦誠對待自己、對待他人后，所自然產生的跨越身份符號的友愛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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