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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已經進入普及化時代，我們需要打破一些陳舊的觀念。多元的選擇，恰恰是這個時代的標志。
01
研究生也是道圍城
近年來，國內研究生相關話題呈現“冰火兩重天”。一邊是不斷上漲的考研人數，2022年全國碩士研究生報考人數達457萬，再創歷史新高；一邊是高校陸續發布的碩博清退通知。
在這些清退名單背后，還存在著大量的延畢問題。
作為博士前期的碩士階段，是學術研究進階的過渡期，對碩士的要求不宜過高。世界范圍內，碩士研究生的分流率都不高；我國高校的碩士研究生分流率很低，碩士延畢也很少見，但延畢率也從2003年的約4%，上升到了2018年的近10%。
而“沒有延期畢業的碩士，沒有按期畢業的博士”，更常見的是博士延畢，甚至已逐漸成為常態化現象。
2003年博士研究生延畢率約46.5%，2012年突破60%，2018年已達到64%。也就是說， 有超過六成的博士研究生無法正常畢業。
對此，南京大學校長呂建認為：“目前博士生無法按期畢業的人數比例高達65%，有的讀博8年也畢不了業。延期博士生群體日益擴大，引發了不少社會問題。”他指出， 問題在于：開頭松—中間松—畢業嚴。
2020年，研究生招生110.66萬人，其中，博士生11.60萬人，碩士生99.05萬人；在學研究生313.96萬人，其中，博士生46.65萬人，在學碩士生267.30萬人；畢業研究生72.86萬人，其中，畢業博士生6.62萬人，畢業碩士生66.25萬人。
中國高等教育發展迅猛，完全進入了普及化時代，碩博群體也不斷擴大。如此龐大的人群，并非每個人都適合做研究。碩士已經成為很多人的標配，但很多人讀研讀博核心目的是就業，而不是研究。
延畢存在著很多種情況，有不少確實是“懶”字當頭，也有不少是非“研”不可，為讀研而讀研。在應試教育和社會競爭的雙重作用下，大批本不適合讀研的研究生由于缺乏開展研究所需的足夠專業知識，或是缺少學術熱情和動力，無法針對具體問題展開科學的研究。
“熱愛，但并不適合做科研”成為越來越多研究生所面臨的問題。
近些年，碩博生焦慮、抑郁等心理問題甚至一些極端事件，頻頻引發社會關注。讀研雖好，但也是一道圍城，城外的人想進來，城里的部分人想出去。
02
質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
“對不適合繼續攻讀學位的研究生要及早分流，加大分流力度。”這句話喊了很多年，卻遭遇了“動真格很難”。
在很多學校和科研院所都有中期考核，但落實分流實際很難。中科院某研究所的一位院士坦言，有時在考核后，個別學生確實被認為不適合讀博士，所里會希望學生改為碩士，但如果學生不愿意，也不會勉強。“基本都沒改成，最后一般也都畢業了，我們還是要顧及學生的心理狀態。”
而 研究生分流在國際上是成熟機制。
持重視研究生分流意見的專家學者很多，著名學者、首都醫科大學校長饒毅認為：研究生都試著朝博士方向，但如果發現不行（自己發現其實不感興趣、或者老師發現其實學生不合適，等等），以碩士作為分流，不用做研究、不用發論文，只要課程及格就畢業并獲碩士學位。
饒毅校長認為對醫生按興趣、能力、資源進行分流，并不是否認醫生的研究能力，醫生能夠做好治病救人的工作就是好醫生。
這樣的情況建立在：即便不能做研究，但仍然大有可為，人盡其才，做好醫生造福社會。
研究生分流制度確應追求人才的合理配置，但不得不面臨一些現實困境。
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家長和教師都認為學生如果未能完成學業，則是失敗的教育，對于學生教育的前期投入也是不可挽回的損失。
教師往往抱著“不能毀了一個學生的未來”的心態，給予學生“適當的寬松”。這由當下研究生分流的不可逆制度決定，一旦分流就代表著中止學業，即便沒有獲得博士學位，能夠獲得碩士學位，在通常的輿論環境中也是一種失敗。
作為學生自身來說，在社會輿論和前期投入過多。用人單位的歧視，放棄博士學位難以獲得有同樣價值量的相應合理補償的壓力下，即便出現了讀研后極不適應的情況，也強迫自己硬著頭皮讀下去。畢竟“看似只差論文就可以畢業了”，實際上在培養過程上都存在一些問題，不僅僅是沒有寫出論文這么簡單。
很多人是在一條既定的優等生的道路上，一路順其自然地讀了碩博。讓自己選擇更為積極的道路，是他們一直以來的信念。
但學習成績和學術研究能力是正向相關但不完全綁定的兩件事。能夠獲得碩博資格，但學術研究是否是最適合自己的路，也是另一回事。
對于學生來說，讀研、讀博只是成才的途徑，而不是最終目的。
對于研究生教育來說，嚴把質量才是高層次人才培養的關鍵。學術面前只有客觀，沒有情感和面子。
03
國外高校研究生分流有何借鑒
觀察國外高校成功的研究生分流制度，一方面是社會輿論較為寬松，另一方面是補償學位機制人性化。成熟的過程考核也保障了研究生培養質量。
以耶魯大學為例。
2020年，耶魯大學文理研究生院共收到10584份博士研究生入學申請，審核并發放1176份錄取通知書，2020年博士研究生入學申請通過率僅有11.1%，生源分流率高達88.9% 。過程考核是博士研究生教育質量的關鍵環節，耶魯大學文理研究生院對博士研究生的居住要求、道德培訓、課程考核、資格考試和教學訓練進行多方面的考核。
從入學后到獲得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學生至少要面對6次分流退出考核，導致分流退出率也較高。在入學嚴、過程嚴的情況下保障了博士培養的質量。
分流退出的博士生中存在部分學生主動退出的現象。2016-2020年，每年均有超過60名博士研究生主動退出學習計劃，主動退出率約為15%。
學生會因為興趣等原因主動放棄攻讀博士學位，也可能轉學到其他高校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盡管他們被統計在分流退出率中，但也有可能在其他高校獲得了博士學位。
耶魯大學的分流退出制度規定學生可自愿退學，也為主動退學的學生提供重返校園的機會。根據被分流退出學生修讀情況授予不同程度的補償碩士學位，在培養過程中依據學生不同的學術表現授予相應的學位， 構建多樣化的分流路徑，保障學生權益，維護博士研究生教育質量。
國外高校博士研究生的分流率可以達到30%左右，即100名博士生中有大約30人拿不到最終的學位。 我國博士生的分流率不足5%。但究其本質還是國外博士生往往更看重的是學術經歷、所學知識、學術能力的培養，而國內博士生更看重學位的獲得，輿論環境對博士也較為苛刻。
這給我們的借鑒是： 科學過程考核，將畢業壓力前移；合理分流，妥善安置，給予學生二次、三次考核的機會。
南京大學校長呂建此前在兩會期間曾介紹“南京大學433博士培養模式”：“明確中間過程嚴格要求。每一次資格考試必須有15%的人不能通過，不要等到畢業的時候就來不及了。博士論文不是簡單會背書考試，它是創造知識的過程。”
04
誤區：分流=淘汰
目前，很多人對研究生分流存在的誤區是：分流＝淘汰。
在這樣的觀念下，多方原因導致3年博士讀8年的情況出現了。學術悲劇是殘酷的，最為年富力強的時候全身心投入學業，沒有獲得相應的回報，或者說有更適合自己的道路，能夠成長得更為開心，收獲也更多，但沒有選擇。對學生來講是很大的打擊，對社會資源也是一種浪費。
但問題是在沒讀研讀博之前，沒有人知道自己讀研讀博，甚至真正投身學術是否合適。
這才是 “過程考核，合理分流”的意義，核心是育人，而不是“淘汰”。
對于被分流的學生來說，是及時止損、把握節奏，選擇更為自己負責的路。
由于幾乎所有高校都要求博士在畢業前要發表 2 篇及以上核心期刊論文，博士的日子確實很難熬。為了保證博士教育質量，嚴抓學位論文開題、中期考核、評閱、答辯、學位評定等關鍵環節，于是博士生基本學習年限只能由3年調整為4年。
2003年起，北京大學開始博士生培養改革，將碩士起點博士生的基本學習年限由3年調整為4年。3年時間對于培養學術研究者來說太短，已經成為共識。目前已有30多所高校實行4年制，多所高校實行3-4年彈性學制，顯然，也正在向博士4年制過渡。
延長學制固然是出于科學培養博士生的規律和需要，但并不治本。
并非每個學霸都適合學術科研的道路。
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指出，高等教育已經進入普及化時代，我們需要打破一些陳舊的觀念。多元的選擇，恰恰是這個時代的標志。
想清楚什么最適合自己，自己想要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 李璐瑤
來源：中國教育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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